你们转告中央，请他们理解。在重庆，我要发表个人意见很不容易，我不离开重庆，这份艳电就不能发出，和平工作就难以开展。”
“我的和平主张能否采纳，权操中央，我丝毫不勉强。如果政府出面主和，改变立场，我可以从旁做些协助工作，或者退隐山林不问国事都可以，但如果政府不转变立场，那我只能出面来谈和了。”
汪兆铭来到河内后，他的和平计划遭到很大的挫折。第一是近卫食言没有在声明中公布撤军的许诺，汪兆铭本想近卫也有困难，准备今后再继续交涉撤兵一事，所以于1937年12月29日发表了响应近卫声明的“艳电”。
没想到近卫内阁又于5天后的1938年1月3日宣布总辞职，使汪兆铭陷入十分被动的境地。
第二是龙云变心，没有按照当初的承诺发表对汪兆铭和平运动的响应，迎接他在云南建立新政府。汪兆铭本来并没有考虑在日军占领区建立政府，所以龙云的变心使他设想的和平运动完全泡了汤。
从汪兆铭与日本人秘密和约的情况来看，并不是汪兆铭一厢情愿的对日投降，而是双方都有和平停战意愿的情况下达成的双边协议。
在整个秘密交涉的过程中，他并非十分主动，最初与日方进行接触的董道宁和高宗武也并非汪兆铭派出的使者。而日方却比他主动得多，日方主动提出汪兆铭出马的有利条件，他考虑再三后才答应的。
而且汪兆铭在秘密协议中提出日本撤军和建立统一中央政府的条件，都是对中国有利的。
如果日本当初不答应撤军的话，汪兆铭也不太可能会离开重庆另立政府。然而日方却在汪精卫离开重庆走上不归路后，违背诺言收回了撤军的承诺。
汪兆铭的和平运动最能让人谅解的地方就在于日本撤军这一条，没有了日本撤军的保证，他的和平运动自然成为卖国投降行为。从这一点看，汪兆铭也可以说是被日本人出卖了。
但日方倒也未必是有意出卖汪精卫，国家之间只有利益，却没有情谊，弱者总是处于被出卖的危险之中。迫于军部主战派的压力，政友会对整个日本的战略政策控制，已经没有多少主导权。
连内阁首相都要因为对华秘密协定之事引咎辞职，就可得知主和派的尴尬地位。
同意以日本的条件为基础进行和谈，汪兆铭用这个实例说明与日本谋和并非自他开始，以姜瑞元为首的领导集团早已秘密进行了。
汪兆铭在文中责问姜瑞元主和是大家共同的主张，当时陶德曼大使奔走调停时，南京尚未陷落，姜瑞元认为和谈可以进行，那么在近卫发表第三次声明后的今天为和谈就不可以进行？”
“而且还要对主和的人横加诬蔑，诬蔑不足，还要夺其生命。再何况，一年多前日本提出的和谈条件十分苛刻，而姜瑞元居然说不是亡国条件，同意作为谈判的基础，而今天近卫声明所提出的条件大大让步了，却为不可以作为谈判的基础？”
近卫内阁倒台，继任者平沼首相见汪兆铭发起和平运动后，西南省份的中**政要人并没有象预计的那样通电支持他，因此对汪兆铭的号召力和影响力产生了怀疑，但他们同样也忘记了日方食言收回撤军承诺对汪兆铭个人威望的打击。
说来说去，历史纠葛在人们的选择之中，因为选择的不同而相继演化，早就超出了原本的预计和估算，朝着最坏的方向发展。
在1939年最初的几个月里，日本方面对汪兆铭相当冷淡。但是河内发生暗杀事件后，因为汪兆铭毕竟是响应日方的和平号召才到河内的，日方召开了首相、陆相、海相、外相及藏相参加的“五相会议”，研究决定派遣影佐祯昭、犬养健等人前往河内营救汪兆铭，帮助其转移到安全的地方，汪兆铭在日本人的保护下到达山东，暂时住在日租界。
在轮船尚未到达上海之时，汪兆铭就对影佐祯昭和犬养健感慨到今天为止，我们的方针一直是以**党为中心组织和平团体，用言论来揭露、指责重庆政府对日抗战的误，宣传中日和平以拯救中国、拯救东亚，扩大和平运动的阵营，从而使重庆政府改弦易辙。”
“原来设想在西南日军未占领的地区建立一个和平运动基地，但自从我离开重庆后情况发生了变化。现在我的想法也有了改变，我想不如推进百步，索性建立一个和平政府，通过日本政府对的诚意，用事实来证明抗战已毫无意义，从而促使重庆政府转向和平路线，这样比较适当。”
汪兆铭提出建立政府一事大出影佐等人的意料之外。
这时的日本政府只是吩咐影佐帮助汪兆铭建立一个“反红救国同盟会”的民间组织，并没有设想汪兆铭在日占区建立政府。
所以影佐对此颇有为难之处诚然，这也确是一个好办法。但是事实上我们只是受命专来帮助转移到安全的地点而已。关于现在您所说的话，在公务上我没有答复您的资格。不过作为和平运动的同志，我还是发表我的意见。”
“我认为，首先要看日本政府是否彻底实行近卫声明，这是前提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