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无赖”的方式拖延时间，这是杨康目前所能采取的唯一的办法。面对“高手如云”的境况，他这个代理县长能够选择的余地实在太小，而谢雪心的突然“回归”进一步限制他回旋的余地。
谢雪心虽然没有明确表示要屈从于上面的要求，但她在常委会上的发言多多少少露出了这种苗头。杨康明白，她这是在尽最大努力兑现一个多月前请假时承诺，那就是不让他怨恨于她。可是官场不是江湖，纯粹讲信义式的承诺又能坚持多久呢？
相比于市上来的工作组，刘政委显然更有经验，在甩开临西县政府和杨康单独做农民是思想工作之外，他更懂得“不战而屈人之兵”的道理，选派了二十多个精干干部深入农民中间做动员工作，并十分大方地送来了方便面、矿泉水，甚至游戏机等东西。
已经在矿址上“据守”了一个多月，农民们的烦躁情绪逐渐显露出来，有些在刘政委的心理攻势之下开始动摇，连陈碧川也感觉自己即将失去对局面的控制。
“怎么办？情形不大乐观啊！”无奈之下，陈碧川只好打破不跟杨康单独会面的约定，直接找到县政府，要杨康拿个主意。
怎么办？情势是不大乐观，农民们据守矿址的事现在已经闹得沸沸扬扬，一些大型网站上已经开始“陆续报道”，如果再持续下去恐怕会惊动更高的上层，一旦到了那时，哪怕是一根稻草也有可能压垮一匹骆驼。
“撤吧！”深思熟虑之后，可以做出了放弃的决定，对陈碧川说，“立刻就撤，不要拖泥带水，以后的事只能边走边看了！”
陈碧川长叹一声，内心十分复杂地看了杨康一眼，然后摇着头走了。撤退就意味着“投降”，投降就意味着失败。对于陈碧川而言，既然他已经做好了放手一搏的决定，那么就不允许这种失败发生——不管他以前多么卑微，反正现在的他是个具有强烈的自尊心的人。
杨康并不知道，因为陈碧川的自作主张，导致刘政委做的那些前期工作全部作废。陈碧川回到矿址后，立即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严令参加“占领”行动的各村组务必坚定信念，确保不被刘政委的“糖衣炮弹”摧垮意志，并申明谁要是带头当“叛徒”，后果将十分严重，至于有多严重他虽然没有明说，但很多人都知道他那块惊堂木的厉害，因此不敢提出反对意见。
前几天还热情似火的农民们突然变了脸，任凭刘政委他们说什么也是爱理不理，而且还将送去的东西都给扔了回去。刘政委很是纳闷，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但他已经感觉到再想做“分化”工作已经很难了。
一定是杨康在后面捣鬼，如果不是他，农民们怎么会突然“变脸”？向来视纪律如生命的刘政委无法容忍杨康的无法无天，决定再找他理论一次，如果实在不行，他将依照程序向上级反映这位“刺儿头”县长的问题。
“杨康，你还是不是个党员？还有没有一点组织纪律性？”刘政委气冲冲地闯进了杨康的办公室，不顾还有其他人在场，便指着杨康的鼻子训斥起来，“我敢保证我是在不折不扣的执行上级的决定，你敢吗？你只会打自己的小算盘，从来不知道大局是什么！”
怎么了？是谁惹他不高兴了？莫名其妙地被刘政委当着别人训了一顿，杨康有些糊涂，心想我最近没跟他见过面呀，他这么会突然跑到这里冲我发火？
“刘政委，你这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呀！”杨康皱着眉头站起身，示意其他人出去，然后对刘政委说，“金矿的事我已经告诉你去找唐城市委、市政府了，你这么又跑到这里冲我发火呀！”
“哼！”刘政委脱下军帽恨恨地摔在桌子上，冲杨康挥手说，“我跟谁都不谈，我手里有文件，何必受你们的窝囊气？你说，矿址上那些农民是不是你弄去的？你知不知道这样做十分卑鄙？”
难道陈碧川还没撤？杨康心里有些诧异，心想自己这几天一直窝在办公室里忙别的事，完全是两耳不闻窗外事，对外面的事情并不了解，不知道这个陈碧川在做什么。
“坐下说吧！”出于礼貌，杨康倒了杯水塞到刘政委手里，缓和着语气说，“我想咱俩该推心置腹地谈谈了，误会越深事情越难办，你我都是肩负一定责任的人，应该明白这个道理！”
“哼，别跟我讲道理！”刘政委端着茶杯气呼呼地坐在了沙发上，说，“因为你首先就不讲道理，要是讲道理事情不会闹成现在这个样子！”
“错了，不讲道理的是你们！”杨康坐在刘政委旁边，不急不躁地说，“准确地说金矿是我发现的，我才应该是最大的受益者，可你们却要蛮不讲理地从我手里夺走，你说到底谁不讲道理？”
“你……话不能这么讲！”刘政委放下茶杯，敲着茶几说，“这不是你我之间的私人恩怨，你我都在代表国家，从本质上说是一家人，一家人窝里斗合适吗？有意义吗？”
“是，我们是一家人！”杨康眯着眼说，“可是一家人也是各有千秋啊，比如你是老大，经常吃肉，我是老幺，一直喝汤，你觉得我心里会公平吗？更何况你吃的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