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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年，”甄永信问，“你见没见过一个叫世仁的孩子？他和你差不多大。”
“世仁？”小叫花子翻动几下眼珠子，忽然像想起了什么，问，“他姓甄吗？”
“对呀！”甄永信惊喜过望，不禁跳了起来，探着身子问，“你认识他吗？他在哪儿？”
“是哈尔滨人吧？”小叫花子并不急着回答，只是问，
“是！”琪友也激动地跳起来，问，“他现在在哪儿？”
“我离开梅河口的前几天，是有个叫甄世仁的人到那边去入了伙儿，大伙都管他叫腊八儿。只是眼下不知还在不在。”
“小兄弟，你能带我去找他吗？找到了，给你重赏！”
小叫花子听了，犹豫起来，嘟囔道，“只是我刚从那边出来，现在又回去，平白的让人笑话。”说话间，跑堂的把酒菜端上。甄永信又要来一个酒杯，给小叫花子斟上。那小叫花子也不顾忌，大筷子夹菜，真个儿风卷残云般，把一桌酒席吃了个净光。而后，拿袖头擦拭了下嘴角，才舔嘴咂舌，问，“那甄世仁，是你们什么人啊？”
“我儿子。”甄永信说，又指着琪友说，“这是他表哥，我俩来这儿，就是要找他的。”
“那你们就去看看呗，说不准，他还在梅河口呢。”小叫花子拿捏起来。
“哎呀，小兄弟，我们人生地不熟的，哪里找得着啊？不比小兄弟，熟门熟路的。”
“那倒是，”小叫花子说，“只是我从梅河口出来，把身的积蓄全花光了，要不，怎么会厚着脸皮往先生们要起饭来呢？要是现在回去了，再回来，怕就不容易了。”
“小兄弟何须担心，”甄永信重新站起，将嘴巴戳到小叫花子耳根上，低声道，“不管能不能找到，只要小兄弟肯带路，我就送小兄弟一根金条，如何？”
“真的？”小叫花子一脸惊讶，随后又说，“不过空口无凭，咱们还是立个字据吧。”
“不需立字据，动身之时，一次付清，如有违约，小兄弟不去便是了。”
“那好，一言为定，”小叫花子颇觉得意，“正好我来时坐的雪爬犁，那车老板还在大车店等生意呢，我去说说看，要是痛快的话，明天一早，就可动身。”
“那敢情，”甄永信说，“小兄弟要是没事话，咱现在就可去找那车老板，把事儿给定下。”
“那也中。”小叫花子说，便起身要带二人去大车店。
三个人结了帐，直奔东郊大车店。小叫花子进去找来车老板。车老板是一个三十岁上下的北方汉子，乡下人装束，只是左脸的下颏上一疤痕，让这张脸平添了许多沧桑。那疤痕挺深，宛若有人用小刀刻意剜出来的。一番讨价还价，最后讲定十块大洋，一路包吃包住。甄永信先付了一块大洋订金，决定明天一早上路。
隆冬季节的三江平原，银装雪塑，一眼望不到边际，两匹马拉着雪爬犁行驰，有若白纸上爬行的一只小虫子。雪原晶莹，日光下反射强烈，剌得人头晕目眩。马蹄轻敲雪原，雪爬犁上的人却感觉不到自己在运动，反倒觉得远处的冰雪覆压下的小村庄，仿佛下面安装了轮子，在不停地向后滑去。
天寒地冻，滴水成冰，四个人都裹着厚厚的棉衣，却都冻得猫咬狗啃似的，坐在雪爬犁上，冻得腮邦子僵硬，谁都不想说话，只有两匹马充满了活力，大口地吐出雾气，在半空中摇晃的鞭子下，不停地小步跑动着。
一行人昼行夜宿，未晚先住店，鸡鸣早看天，大约行了五六天，便出了三江平原，四周渐渐多起山影，雪路也曲折陡缓，少了平坦。路边树木渐渐多了起来，人家却越来越少。甄永信心里生了些许不安，偶尔问一句，“离梅河口还有多远？”
“快了。”赶爬犁的车老板子抱着鞭子，头也不回，嗡声嗡气地只吐两个字，就不再言语。小叫花子也装聋作哑，挨着车老板子坐着，一声不吭。
在山林中又行了几天，人家越来越少，客店越来越不成样子，往往只有一户人家，四周用木桩夹起的篱笆胡乱地围起，就成了他们下榻的客店。每到夜里，虎啸狼嚎，甚是恐怖。
一天傍晚，他们住进了一家小店。小店在路边的山坳里，四周没有人家，只有三间木屋，紧挨木屋，是一间马棚，小店四围，是用木桩夹起的篱笆。马棚边上，拴了一条狼犬，见有人来，就呲牙咧嘴地嚎叫。这家小店没有名号，只有店主一人。此人五十多岁，身材矮矬，前襟和袖头污渍斑斑，颧骨上丝丝横肉向外凸起，看见爬犁赶进院里，笑着迎了出来，向赶爬犁的人拱了拱手，问，“二掌柜的，这是去哪儿啦？”
“到长春转了转，踩一踩盘子。”赶爬犁的边说边卸牲口，小叫花子接过马缰绳，往马棚里牵马。
“去长春啦？”店主说，“走时咋没从我这过？”
“从后山刘四那里走的。”车老板子说。
“烂头咋样？这一趟。”店主问，斜着眼睛向甄永信二人奴了下嘴，“海了吧？”
“点正烂头海。”赶爬犁的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