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说，“黑有黑的好处，在没被人怀疑之前，我们自己不要说穿。你看吴源他们会不会蒙骗我们，但我想不至于。”医生在下面翻了个小身，我见针管里药液快完了，便减轻推压针管的份量，我说，你感觉怎样，有点痒，是不是？我顺手拿起放在电话上的羊绒罩子，递给医生，让他用它擦汗，在黑光斜照中，亮晶晶的一圈汗水一直在医生下巴上面挂着，我那一颗柔软的心也一直在为医生的疾苦而痛苦地飘动，医生接过罩子，开好处方，在允许我带回家的病历卡上，特别写出了几行医嘱，他说，差点忘了，你以后要每周来我这儿一次，不是周五，就是周一，上午下午都行。“这不会同为吴源、管理员他们安排的时间发生冲突？”我从医生臂膀上拔出针筒，说：“能不能换一下。”医生马上转过身来，要求我下一针扎在一个新地方：“不是指换这个。”这时在玻璃针筒内壁上开始泛起纯黑纯黑的药液泡沫。医生咬住牙关，问我：“你刚才说什么？”我一边推针，一边告诉他。“不行的，”他说，“非得在周一或周五来医院不可。其它时间我不在门诊上值班。你还得下一番功夫，去查查雕花瓷瓶的真实下落。就七千元，给谁呢。”那只电话罩子被医生捏过后，被扔在了一进门的尽东头那儿，最后掉在下面光滑的地板上，而这么一来，房里所有东西突然都像是变成了一只只大台灯，光秃秃地从房间各个角落朝我露出它们的一副副空空的架子来。没了罩子，桌上的电话线似乎也比原来长出了许多。医生把他每日都要注射的黑色药水放入冰箱，再从冰箱里取了三听饮料，也不请我们喝，只把它们放在我们伸手可及的地方。我在自来水下洗着手，吴源拉着管理员还在说着什么。排挤出黑色泡沫的针筒被水冲了几遍，颜色是没有了，但那股气味还是有，我洗着手，把针筒放到该放的地方，心里惦念着医生要我做的那些事情。正在右面地上晃动着的是一个人的影子，我知道，那人就是医生。我稍稍侧过头，想往那儿看一看，但立即又想不用了，不用去看，那影子肯定是医生。结果几个小时下来，在那儿走动的人到底是不是医生，我一直没弄明白。医生坐了将近一个下午的冷板凳，不过他心情还算可以，因为他毕竟已经住了几个月的医院，同住院治病每天由我带几个护士替他检查、换软药膏、在他背部放置助震器（我知道那滋味又酸又麻）、用一只手扣住他后脖颈、用另一只手压他前胸永无休止地将他一板一压让他来回弯腰受罪相比，坐坐冷板凳，不同我说话，还是能够忍受的。我追到吴源宿舍里，去找我去街上买来送给吴源的那把高级水果刀。回来的时候在医院门口正巧碰到吴源同管理员也去医院。我们三人一言不发进入医院电梯，上楼，过天桥，经过一间间护理室、医师室、急救室、配药房、注射室、A超B超室、偏旁的盥洗室，来到医生住的那间病房。我削了一个水果递给医生，医生咬一口，问我兜里一共有几只水果，我没好意思说明，因为这些水果不是我带来的，看情景好像是管理员在医院门外水果小贩那儿买来送给医生的，医生请我也吃一个，也帮吴源、管理员每人各削一个，他说话时气喘得很急，使我不得不听从他说的话，管理员面向书架轻轻笑了一声，把原先由他保管的《进攻村庄》英译本从抽屉里拿出来给我，我说，好，应该有个译本，由可靠的人长年保存，他忽然对我说：
四郎探母，
宋朝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