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关西人所学，大多是一些兵法，律法，农经，算经，马经等等务实的家学。
所擅长的事务，也大多是些理民治业、刑狱治兵、屯田养马、贸易往来等等实务。
现在季汉不以明经取士，而是咨以时事，考以实才。
这正是他们关西人的强项啊！
律法、算术、农学这些本就经世致用的实学就不说了。
就说些看似不那么经世致用的旁门小道。
譬如末席的冯翊小族杨氏，族中传承之学乃是天文历法，庄园内甚至建有一座观星台。
单凭对二十四节气的推演，就能比曹魏仍在使用的『四分历』更有效地指导农事，不违农时，实现一定程度的增产。
又譬如，蜀锦畅销西域，但先前河西走廊被曹魏控制，所以都是魏国人去蜀中购买蜀锦，再高价卖给西域来的贵霜、波斯、粟特人。
一旦大汉打下凉州，切断曹魏与西域的经济往来，难道不需要精通外语的人才把蜀锦销往西域？
巧了，不少关西俊杰为了经商贸易的便捷，学习掌握了贵霜语、波斯语、粟特语等多门外语。
丞相在首席上侃侃而谈，一连列举了十几条人才擢选的标准才终于停止。
而座中诸族已经全力开动脑筋，努力回忆思索自己族中能为大汉贡献出多少人才了。
片刻后，以京兆的韦诞、杜俭、金连等人为首，所有人都出席行礼，向大汉示忠心，谨遵朝廷钧命，即日遴选族中微末之士遣送长安，以供朝廷考校。
他们关西人与偏安一隅的江东人是不一样的。
江东人从来没有进入过中枢，当惯了豪强地主，心理没有落差，所以没有进取之心，首要的诉求是保证他们的私产神圣不被侵犯，其次才是加官晋爵。
但关西人却是从大汉的核心中枢被排挤成了边缘人士，祖辈的荣光让他们无时无刻不想重返中枢，所以只要能争取到政治利益，关西人是可以让渡一些经济利益的。
而既然大汉丞相已经给他们许诺了政治地位，那么所谓的徙民实边与兴修水利，完全不值一提。
至于三年后的均田、编户，反正还有三年时间开垦荒地，开垦出来的田地，大概足以支撑他们族群未来人口耕种十几几十年了。
而且还是得到朝廷认可的土地，不用游走在灰色地带，成日提心吊胆担心哪日朝廷来清丈田亩，与朝廷发生矛盾。
再则…一旦获得政治地位，难道还怕将来弄不到更多的田地吗？现在放弃部分经济利益，将来子孙后代就能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
总而言之，今日一议过后，关中的命运，已是彻底与大汉的命运绑定在一起了。
只要大汉能够三兴，那么他们关中诸族作为从龙功臣，将来一定能重现祖辈荣光！
在阐述完诸多利好政策后，丞相命人从屏风后取出几箱简牍，一一分发到诸族案前，最后每人案前皆有简牍五卷。
韦诞、杜俭二人第一个收到，第一个摊开。
却见简牍卷首书《汉科》二字。
二人神色微凛。
所谓“科”，效力低于律、令，是律令的补充。
因为昭烈尊奉汉室，不便修改大汉的汉律，却又必须针对益州的特殊形势制定新的法律。
所以益州既以《汉律》治州，又增添制定了《蜀科》。
季汉绍继汉统后，《汉律》与《蜀科》仍然是并行共用的状态，只不过现在更名为《汉科》。
杜氏世治大小《杜律》，杜俭作为杜氏最德高望重的耆老，《汉律》可谓烂熟于心。
《汉科》对于他来说却挺新鲜，于是一下便把他的心神全部吸引。
不多时，其人便对《汉科》有了大致的了解。
这是为了扭转刘璋治蜀时期的松弛制定出来的补充科条。
与汉律的均衡性不同，汉科强调先压制豪强，再扶植平民。
主要聚焦于益州豪强土地兼并、隐匿人口、贪污腐败问题。
重点打击专权自恣的豪强大宗。
强调“威之以法，限之以刑”。
对豪强侵渔百姓的行为明确量刑。
对官吏也进行政绩的考核，有功劳必赏，有过必罚。
丞相没有给座中大族纵观蜀科条文的时间，语气严肃道：
“诸公，朝廷法度，乃定国安邦之基，不容触犯。
“还望诸公将《汉科》带回各族诸地，誊抄宣讲，令族中之人莫要犯了大汉科条。
“其中首要者，如科条所言，凡勾结魏逆、流寇、山匪祸乱乡里，抗拒国策，扰乱市易，阳奉阴违者，国法俱在，朝廷必严惩不贷，届时，勿谓朝廷言之不预也。”
诸族老尽皆凛然颔首，连道唯丞相之命是遵。
萝卜加大棒嘛，一众族老这么一把年纪了，当然知道这个道理。
但是丞相今日先喂一把萝卜，然后抡下一根大棒。
其后又喂一把萝卜，紧接着又抡上一根大棒。
座中诸族就这么一点又一点，一节又一节，跟切香肠似地把自己的核心利益让了出去。
虽然大汉也许诺了政治利益，但事实上，这些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