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灾异录》详细记载了陈奉的恶行：他的爪牙们以查找矿产为名，四处横行霸道。他们掘开民宅地基四百馀处，许多百姓的家园瞬间被毁，流离失所。那些敢于抗拒的百姓，更是惨遭毒手，被逼死的人数多达六十七人。
在襄阳，陈奉的党羽强征“桑枣税”，他们不顾果树是否结果，一律作价收税。枣阳农民王嘉胤实在无法忍受这种苛捐杂税，于是聚众抗税。然而，他们的反抗遭到了卫所兵的残酷镇压。三百具尸体被无情地抛入汉江，汉江的水被鲜血染红。
江南地区同样未能幸免。
苏州织造太监孙隆为了满足自己的贪欲，将织机税从每张三钱大幅提至八钱。这一举措使得机户们不堪重负，纷纷罢织抗争。
六月十六日，织工葛成义愤填膺，率领两千名织工奋起反抗。他们冲进税署，将其焚毁。孙隆吓得惊慌失措，匆忙逃入杭州知府衙门，才保住了自己的性命。
在松江府，致仕礼部尚书董其昌凭借自己的权势，大肆扩张田庄，其田庄面积竟达四万亩。
佃农徐念祖一家的租契清淅地显示：万历二十五年，他耕种二十亩水田，却要纳租米十八石，而当年的水稻亩产仅一石二斗。沉重的地租使得徐念祖一家生活极为艰难，他们辛勤劳作一年，收获的粮食大部分都要交给地主，自己却只能勉强维持生计。
这一年，除了人祸，还有天灾。
黄河在开封朱家寨突然决口，淹没了大片的农田和村庄。这场持续四十天的暴雨，引发了中原地区的大饥馑。
河南巡抚曾如春心急如焚，向朝廷奏报：“归德府人相食，汝宁府鬻妻女者塞道。”
在汝宁府，道路上到处都是卖妻卖女的人。陕西澄城县志记载，全县饿死三万馀人，而知县张斗耀却不顾百姓的死活，仍强征“剿饷”。最终，饥民们忍无可忍，王二率众将张斗耀杖杀于县衙。
流民如汹涌的潮水般蔓延开来。在湖广荆襄山区，来自河南、陕西的二十万流民聚集在一起，结成“棚民”。
他们为了生存，开矿垦荒，但这却引发了土客械斗。当地的土着居民与外来的流民之间矛盾不断激化，双方为了争夺有限的资源，时常发生冲突。
南京应天府捕获的流民团伙供状显示：其头目原是蓟镇逃兵，成员包括被矿税逼破产的铁匠、遭卫所军官侵占田产的军户，甚至还有苏州抗税逃亡的织工。
日月神教“文成武德，泽被苍生；明王出世，日月重开”的谶语沿着运河迅速传播。教首任我行已发展信众十万馀，暗中制造兵器甲胄，准备发动起义。
日月神教以其神秘的教义和组织形式，吸引了众多生活困苦的百姓。他们对现实生活感到绝望，将希望寄托于日月神教所描绘的明王出世。
士大夫阶层的分裂同样剧烈。
东林书院悄然兴起，顾宪成在讲学时大声疾呼“天下之是非，自当听之天下”
他主张言论自由，反对专制统治，认为天下的事情应该由天下人共同评判。他的门生李三才任凤阳巡抚时，公然上疏请罢矿税。在奏疏中写道：“陛下爱珠玉，民亦慕温饱；陛下爱子孙，民亦恋妻孥。”
然而，浙党首领沉一贯却操控科道言官，将反对矿税的奏疏悉数扣留。为了维护自己和浙党的利益，不惜与民争利，打压异己。
冬至日，北京钦天监的官员们紧张地观察着天象。他们惊恐地发现日食“食既，星昼见”。
在古代的星象学中，这被视为“主阴盛阳衰，神器易主”的不祥之兆。这个庞大的帝国，似乎已经被一种无形的阴影所笼罩，正一步步滑向深渊。
太仆寺报告全国马政崩溃，存栏战马不足永乐年间的三成。
战马，是古代战争中的重要战略物资，马政的崩溃意味着明朝的军事力量将受到严重削弱。
工部虞衡清吏司奏称，遵化铁厂年产生铁仅九万斤，不到嘉靖朝产量的四分之一。
铁，是制造兵器和农具的重要原料，铁产量的大幅下降，不仅影响了明朝的军事装备制造，也对农业生产造成了不利影响。
武昌蛇山之巅，楚王府的琉璃瓦在血色残阳的映照下显得格外刺眼。佃农刘六因反抗王府的压迫，被残忍地杀害，尸骨被挂在王府田庄的界碑上，以警示其他佃农。
刘六的妻子悲痛欲绝，带着三个孩子跳入长江。在跳入长江前，在船舷上刻下“田虎食人”四字。
而与此同时，在千里之外的紫禁城里，万历皇帝正悠闲地把玩着新贡的缅甸翡翠，他沉浸在自己的享乐之中，全然不知这个帝国已经危机四伏。
如果一切照常发展，十二年后，他的孙子崇祯皇帝将在景山自缢，明朝的统治也将宣告终结。
万历二十五年，成为了明帝国走向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