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表，秒针走动的声音在死寂的房间里突然变得异常清晰，咔哒，咔哒，如同倒计时的丧钟。
他面前放着的不是保温杯，而是一个掉了不少瓷、印着“先进工作者”字样的旧搪瓷缸子，里面是浓得发黑的茶汤，与他一身洗得发白的深色夹克一样，透着一种与这个奢华时代格格不入的朴素。
“郭立明同志，”孙平的声音依旧平稳，没有丝毫起伏，却带着一种终结审判般的冰冷重量，“组织纪律，你是清楚的。主动说明问题，是唯一的出路。现在，”他停顿了一下，目光如同实质般压在郭立明的头顶，“是最后的机会。”
“同志”二字，从孙平口中说出，在这个特定的时刻，特定的空间，带着一种深入骨髓的、无比尖锐的讽刺意味。
它不再是温暖的称谓，而是一把冰冷的解剖刀，精准地剖开了郭立明身上那层“同志”的伪装，露出了里面早已腐朽不堪的实质。
郭立明身体猛地一晃！仿佛那根支撑了他一生的、名为“权力”的脊梁骨，在“最后的机会”五个字落下的瞬间，被一股无形的巨力骤然抽离！他挺直的腰背如同被重锤击中，瞬间垮塌下去，肩膀无力地耷拉着，头颅深深地垂了下去，几乎要埋进那几页重逾千斤的罪证里。
他张了张嘴，喉咙里发出几声意义不明的“嗬嗬”声，像一条被抛上岸濒死的鱼，徒劳地翕动着鳃盖。最终，他一个字也没能再说出来，只是颓然地、无比沉重地点了点头。那勉强维持的官架子，那维系了几十年的体面与威严，在这一刻彻底土崩瓦解，碎落一地。他整个人缩在宽大的椅子里，瞬间苍老了十岁，只剩下一个被抽空了灵魂的躯壳，在凝固的空气中微微颤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