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元’的社会，则弥漫着这种生态的早期‘瘴气’。”
沈舟补充：“危暐的天才（或者说邪恶）之处在于，他不仅设计了一套高效的犯罪‘核心算法’，他更深谙如何寻找、利用乃至主动培育这种适合其犯罪‘核心算法’运行的‘社会操作系统’和‘外围应用生态’。他自己是那个编写了最恶毒病毒的程序员，但他也非常清楚，这个病毒需要什么样的‘系统环境’才能疯狂传播。”
（二）危暐的“生态观”：寻找与制造“潮湿木头”
为了证实这个观点，团队再次查阅危暐留下的、此前未被充分重视的通信记录和零散笔记。其中一些内容涉及他对“营商环境”和“合作伙伴”的评估。
在一段与某位中间商的加密通讯中，危暐写道：
“x地不行，条子（警察）虽然贪，但上头盯得紧，容易炸。y地军阀胃口太大，分走利润太多，不稳定。现在这个地方（指kk园区所在地）刚刚好：当官的只求财，不找事；地头蛇（地方武装）有实力罩得住，也懂规矩只抽水；老百姓穷，给点钱什么都肯干，也不多问。关键是，这里的人习惯了不公和沉默，这是最好的防火墙。”
另一段内部会议纪要中，他对手下骨干说：
“别只盯着‘杀猪’（诈骗）本身。‘猪饲料’（个人信息）、‘猪圈’（通讯线路和银行账户）、‘屠宰场’（洗钱渠道），这些环节一样重要，甚至更重要。要找到可靠的、专业的、嘴巴严的‘供应商’。他们可能一辈子不碰诈骗，但他们提供的服务，是我们这行的‘水’和‘电’。对他们，要大方，要讲信用（在交易层面），把他们变成我们的‘基础设施’。”
还有一份他对早期“员工”
“一开始不能用太狠的人，不稳定。就用那些走投无路的、贪小便宜的、有点小聪明但社会关系简单的。先给点甜头，再慢慢用债务、暴力、还有他们自己手上沾的血（业绩）拴住他们。要让他们觉得，离开这里更糟，在这里‘努力’还有可能活得好一点。恐惧和一点点扭曲的希望，比单纯的暴力更能制造忠诚的螺丝钉。”
这些文字勾勒出一个清晰的画面：危暐不仅是一个犯罪策划者，更是一个黑暗社会生态的评估者、利用者和构建者。他敏锐地识别出那些法律失效、道德麻木、贫富分化、机会稀缺的“社会潮湿地带”，然后将自己罪恶的“菌种”播种下去，并精心培育支撑其生长的“共生网络”。
“他明白，绝对的恶需要‘平庸’的土壤才能大规模繁衍，”梁露分析道，“那些收钱的官员、提供服务的黑产、麻木的旁观者、乃至被胁迫转化的受害者，他们每个人单独的行为动机可能都‘可以理解’（贪婪、恐惧、生计所迫、无知），但正是这些‘可以理解’的微小选择，共同构成了吞噬无数人的罪恶深渊。危暐是那个挖深渊并指引方向的人，但填满这个深渊的，是无数‘正常’或‘无奈’的沙石。”
孙鹏飞从军事战略角度解读：“这叫‘战场环境营造’。他先选择了最适合他战术展开的地形（法律与道德洼地），然后确保后勤补给线畅通（黑产供应链），再通过混合手段（暴力与利诱）将当地部分资源（人力资源）转化为己用。一套完整的非对称作战思路。只不过他的敌人是整个社会的良知与秩序。”
基于kk园区的案例和“岩铸纪元”的观察，团队开始构建一个“共谋光谱”模型，用以描述个体或群体在系统性罪恶中所扮演的不同角色。这个光谱并非严格的法律定罪分类，而是对行为与责任关联度的描述：
核心策划与驱动者（危暐）：罪恶蓝图的制定者和最高指挥者。
主动积极实施者（核心骨干、暴力打手）：直接执行罪恶，并从中获得主要利益或权力快感。
专业服务提供者（黑产供应商、 rrupt 官员）：明知或应知其服务将用于犯罪，但仍为经济利益提供关键支持。
被迫转化参与者（多数“员工”）：最初是受害者，后在生存压力和扭曲环境中，被迫或部分主动地参与罪恶，成为系统零件。
机会主义利用者（“岩铸纪元”的审核员、维修工）：利用自身微小权力或信息优势，在系统漏洞中谋取私利，加剧不公。
无知或轻信协助者（扩散虚假招聘信息者）：因缺乏警惕或判断力，无意中成为罪恶传播的环节。
冷漠旁观者与制度性忽视者（当地麻木的民众、推诿的机构）：对罪恶知情或应知情，但选择不作为，或因制度缺陷无法有效作为，客观上为罪恶提供了隐蔽和社会容忍度。
结构性环境提供者（贫困、不平等、法治薄弱的社会土壤）：非直接行为者，但构成了罪恶滋生的宏观社会条件。
“这个光谱显示，”程俊杰指着模型说，“一个像kk园区这样的极端罪恶，其存在和运作，依赖于一个从核心到边缘、从主动到被动、从个人到结构的连续共谋链条。危暐位于链条顶端，但链条的每一环都在为罪恶‘赋能’。而当这种共谋模式成为某种社会潜规则时——就像‘岩铸纪元’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