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害后的长期挣扎：
“远峰”（前企业家）： “钱没了可以再赚。最难的是……我再也无法像以前那样，全然地、不假思索地相信一个‘机会’，一个人，甚至一套听起来很美好的说辞。我的‘信任器官’好像被摘除了。我现在做任何决定，都会下意识地启动一套复杂的‘风险扫描程序’，怀疑每一个细节，预想每一种被骗的可能。这让我在商业和人际关系中都寸步难行，疲惫不堪。我感觉自己活在一个由‘不信任’构成的透明盔甲里。”
“青瓷”（前艺术家）： “他们不仅骗了我的钱，还‘解构’了我对艺术、对美、对人性的基本信念。他们用一套听起来很‘深刻’的话术，让我觉得我之前的创作热情、对理想的追求，都是幼稚可笑的自我感动。虽然我现在理智上知道那是错的，但那种被‘釜底抽薪’的感觉还在。创作时，总会有一个声音在耳边说：‘这有什么意义？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自我欺骗或迎合市场。’我的灵感源泉……好像被污染了。”
“磐石”（前社区领袖）： “我最痛苦的是，我曾经那么努力地向亲友、向邻居宣扬防范诈骗，结果自己却深陷其中。那种羞耻感和自我怀疑……让我几乎无法面对人群。我建立起来的‘可靠’、‘有见识’的自我形象彻底崩塌。我害怕别人背后的议论，更害怕自己内心不断的苛责。我好像……失去了在社群中立足的‘意义基石’。”
“回声”（年轻学者）： “我受影响最深的是对‘知识’和‘逻辑’的信任。危暐他们的话术，恰恰是利用了我所熟悉的逻辑推理和哲学思辨，将其扭曲成让我自困的迷宫。我现在阅读学术着作，甚至看新闻，都忍不住要去解构背后的权力话语、潜在动机，无法再单纯地接受任何叙事。我知道批判性思维重要，但我现在好像只剩下‘批判’，失去了‘理解’和‘信任’的能力。这是一种……思辨能力的‘残疾’。”
“归燕”（家庭主妇）： “他们利用了我对家人的爱和担忧。事后，我不仅恨他们，也恨自己‘为什么那么傻’、‘为什么把家人置于险境’。这种对自我的愤怒和愧疚，比损失钱财更折磨人。它破坏了我与家人之间原本自然的情感流动，我变得过度敏感、易怒，又极度害怕再次因为自己的‘愚蠢’连累他们。家庭的温暖……好像蒙上了一层永远擦不掉的灰。”
曹荣荣静静地聆听着，她的感知能力让她能更深刻地体会到这些叙述背后，那种黏稠、顽固的“意义创伤后应激障碍”。这不是简单的心理阴影，而是个体意义世界被暴力侵入、核心叙事被篡改后，留下的结构性损伤和功能性失调。信任、创造、自尊、思辨、爱……这些构成健康意义世界的基石，在不同受害者身上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板结”、“污染”或“萎缩”。
孙鹏飞从专业角度分析：“危暐的‘框架寄生’技术，成功地在受害者认知中植入了‘怀疑一切’、‘自我贬低’、‘意义虚无’、‘情感有罪’等有毒的‘认知模因’。即使骗局结束，这些模因依然像潜伏的病毒，在压力情境下被激活，持续破坏受害者重建健康意义世界的能力。这是一种深层的、认知层面的疤痕组织增生，阻碍了新的、健康的意义连接自然生长。”
梁露作为叙事者，感受到一种切肤之痛：“他们个人的‘故事织布机’被强行安装了错误的程序，织出来的布满是扭曲的图案和易断的线。即使外力移除了那个程序，织布机本身的结构可能已经受损，或者残留着导致再次出错的‘记忆’。修复它，需要的不只是时间，可能需要一套全新的‘织布教程’，甚至需要更换部分‘零件’——也就是重塑某些核心的认知与情感模式。”
鲍玉佳想起了之前对危暐“真实剥离”技术的分析。这些受害者，正是那种技术最直接的“成品”或“半成品”。他们体验了被系统性地剥离与真实世界（信任、爱、自尊、创造）的健康连接，并被植入了扭曲的连接模式（怀疑、愧疚、虚无）。他们的痛苦，是“意义算法化”暴力施加于个体身上的、活生生的伤痕。
“破镜者互助会”的一位成员最后说道：“我们聚在一起，最初只是为了互相倾诉，减少孤独感。后来我们发现，仅仅是倾诉不够。我们需要学习如何重新‘相信’，但不是盲目相信；如何重新‘爱’，但不带着恐惧；如何重新找到‘意义’，但不落入新的陷阱。这很难，就像在遍布地雷的废墟上重建家园。我们听说你们在研究怎么修复‘意义网络’，我们想知道……有没有可能，你们的研究，也能帮到我们这些‘网络’上最破损的节点？或者说，我们的这种‘破损’，是不是也正是你们要对抗的那种‘攻击’想要造成的终极效果——一个个孤立、怀疑、无力、无法再被故事打动和连接的个体？”
这个问题，像一道闪电，照亮了团队此前未曾清晰看到的关联。个体受害者的“意义板结”，与文明层面“叙事传导阻滞”、“伪光之茧”、“镜渊”诱导的认知内爆，在导致“意义生态”退化、连接意愿丧失、行动能力瘫痪的最终结果上，高度同构。危暐的犯罪技术，如同在微观层面，用最残酷的方式，预演了逆模因武器希望在宏观层面达成的社会心理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