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大牛市的契机，必须将中国最重要的国情之一—人口因素—计量进去。除了前面论述的政府的制度性安排之外，未来大牛市还源于由世界金融危机孕育出的中国另一新的经济增长点—内需升级。内需升级是由一系列中国特有的人口因素决定和促成的，包括新农村建设的推进、城市化进程加速、中产阶层消费群体的迅速崛起，以及由庞大国内人口促成的消费市场。我相信，随着人口因素推动作用的显现，一轮前所未有的消费浪潮正席卷而来。未来，内需拉动将和制造业升级、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区域经济等合力托起中国新一波的增长荣景。
本章试图再寻找大牛市的契机，研究和探索未来拉动中国内需升级的人口因素。
人口红利：中国经济的刘易斯拐点？
从历史上看，中国一直是一个人口大国。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的人口总量是5.4亿。在“人多好办事”思想的引导下，中国的人口增长迅速，到1969年，人口就已经超过8亿。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中国开始把计划生育提上日程。不过，这时的计划生育政策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1982年，中国将计划生育正式定为“基本国策”。有专家测算，自20世纪80年代实行计划生育政策至今，中国至少少出生3亿人口。但曾经推行的人口政策最形成的当今13亿多人口的现实则不容讳言。
从人口波动情况看，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大致经历了3次人口转变：第一次生育高峰发生在1950~1957年。这段时期平均生育率高达35.56%，约有94%的妇女生育3个孩子，近半数的妇女生育6个孩子。这个阶段的人口基数比现在小，但平均每年出生的人数仍高达2 088.5万人；第二次生育高峰发生在1962~1971年，持续时间长达10年。这个时期的平均出生率仍处于较高水平，高达32.32%，每年的出生率都达到30%以上，平均每年的出生人数高达2 795.2万人，比第一次生育高峰期的平均数高出了700多万人；第三次生育高峰发生在1981~1990年。这个时期虽然实行了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但出生率仍相对高于20世纪70年代末期和90年代以来的出生率。这段时期出生率的平均值为21.34%，比第二次生育高峰期的平均值下降了34%左右。到第三次生育高峰结束后，中国人口规模又上了一个台阶，达到11.4亿人。
对一个国家来说，无论是经济增长目标，还是经济增长方式，都必须符合人口发展的规律与特点。消费、投资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而人口因素对这两方面都有直接影响。
首先，人口对消费起着主导与决定作用。人口规模和收入水平决定了消费规模和消费能力。与建国初期相比，中国人口规模和收入水平都有很大增长，现在的人口规模差不多相当于那时的3倍，人均收入水平更是提高了100多倍。1949年，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大约只有100多元人民币，1980年大约为460元，到2009年已经达到23 000元人民币。相应地，消费规模和消费能力也都得到了极大提高。
不仅如此，中国人的消费习惯和消费方式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建国初期，中国的恩格尔系数达到80%，农村地区更是高达90%。换句话说，那个时期人们的收入主要花在填饱肚子上。到了2009年，中国农村的恩格尔系数下降到45.5%，城镇的恩格尔系数大约只有36.7%。与此同时，居民用在其他商品和服务方面的消费支出大大增加。
其次，人口的生育周期对消费结构、投资结构形成周期性冲击。正如我们在前面提到的，中国第二次和第三次人口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人口，目前正好处在21~49岁这个年龄段，这个年龄段的人，在人的生命周期中，无论是收入水平还是消费能力，都是最强的。这也是导致当前房地产热、汽车热、教育热、旅游热、医疗保健热等的重要人口基础。
再次，国民的储蓄行为也会影响投资行为。从经济学角度看，储蓄和投资是一枚硬币的两个面。由于中国人传统的储蓄观念根深蒂固和社会保障体制的缺失，导致储蓄率一直居高不下，用储蓄进行投资的缺口始终存在。这意味着在资金紧缺的中国，还有相当部分的储蓄没能被有效利用，大量储蓄资金在金融机构休眠，使得中国资金的使用效率非常低。大规模储蓄成为潜在的“投资冲动”的一大诱因。
那么，人口转变又是怎样通过对消费制度变迁的作用来影响经济增长的呢？首先，人口转变为经济增长带来了潜在的人口红利。人口红利是一个比较通俗的说法，指的是劳动力充裕进而出现了劳动力廉价、雇工便宜的现象。正是因为中国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高出生率造成了之后几十年充足的劳动力资源，这使中国可提供大量廉价的劳动力。因为人口多，劳动力价格、工资价格就降下来，从而使中国的劳动力、中国的产品在整个国际市场显得相对廉价。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整个东亚经济高速增长中，中国的人口红利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