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查实践表明，正确地辨认是查明案件事实真相的客观根据之一，它对侦查工作具有重要的作用。然而，由于辨认中存在着大量的影响证人正确辨认的因素，影响着证人辨认的准确性。正如加里·韦尔斯（G．L—Wells．1993）等人指出的那样：“目击证人的错误辨认是造成错判有罪的最常见的原因。”（韦尔斯等人（1998）研究了在美国发生的40个案件，这些案件的被告人最初被认定有罪，而后根据DNA检验消除了犯罪嫌疑，结果发现，其中有36例（90％）是属于一个或更多的目击证人错误地辨认了无辜者。——引者注）“尽管目击证人的记忆对重构过去发生的事件是非常重要的，但是，目击证人并不是万无一失的。”（同上）在对205起被告人被错判有罪的案件进行分析后，拉特纳（A．Rattner，1998）发现，其中的52%是因为目击证人的错误辨认造成的。
下面是一起发生在英国并由此引起英国司法改革的案件，以此作为本节的引言。
阿道夫·贝克案
（1896—1904年）
1896年12月16日下午4时左右伦敦维多利亚街139号楼的大门。
阿道夫·贝克是一个小胡子长得又密又长、一头白发、约50岁的男人。他从里面走到门口时，站了几秒钟，似乎正在不知所往时，一位素不相识的女人迎了上来，挡住了他的去路。
“先生，我认识你！”她大叫道。
“请原谅．您要干吗？”他问道。
“我要你还给我两只手表和一只戒指……”
阿道夫·贝克摆脱了这个女人的纠缠，横过马路向街的对面走去。女人尾随而上。他走到一个警察面前对他说，有个他从未见过的陌生女人缠着他。紧接着那女人也赶到了，非常愤怒地向警察投诉，说和警察说话的这个男人骗了她，还偷了她的东西。她要求立即把此人抓起来。警察把他俩带到了派出所。
这个名叫奥吉莉娅·麦松尼叶的女人是一位英语教师，她指控了这样的情况：
三个星期前，这位小胡子在维多利亚街上和她说过话。那天她去看花展，贝克叫了她一声，并问她是否就是艾维顿夫人。听对方回答说不是之后，他连声道歉，又说这花展算不得什么，他本人就对花有所了解，因为他的在林肯郡的庄园里，做工的花匠就不止6名。奥吉莉娅·麦松尼叶自称是个花迷，家里养有不少菊花。贝克听了当即要求她，能否让他看看她养的花。当下两人说好了次日到奥吉莉娅在福尔汉姆街的家见面。第二日贝克准时来到她家，自我介绍是索尔兹伯里勋爵，他巧妙地“顺便提到”自己有180，000英镑的收入。并邀请她和他一起乘他的快艇到里韦拉去逛一趟。与此同时他提出一个要求：她得置办一些比较优雅的服装。
接下来就是奥吉莉娅听他摆布了：勋爵扳着指头说了一串她必须置办的服饰，亲笔写了一份必备服装的清单，还以麦松尼叶的名义开出一张40英镑的支票，给她用以购买这些服装。奥吉莉娅把她的一只手表和一只戒指也交给勋爵，因为他说要拿去照原物大小购置更贵重一些的手表和戒指。勋爵走后过了一个半小时，这位女教师发现自己的另一块表也不见了，顿起疑心，她想到银行兑现支票上的钱，可是银行里没有什么“索尔兹伯里勋爵”开的户头。情知上当的奥吉莉娅·麦松尼叶竭力想找到索尔兹伯里勋爵。巧在刚才他们不期而遇了。奥吉莉娅·麦松尼叶可以发誓，阿道夫·贝克就是索尔兹伯里勋爵。
当天晚上苏格兰梦勺巡官瓦尔多克接受了侦办此案的任务，他熟悉当地情况，他查明，自1894年12月以来有许多单身妇女报案，都说受到一个叫威尔顿勋爵或者叫威洛比勋爵的白发男人的诈骗，其手法与“索尔兹伯里勋爵”一样。报案者共22名妇女，典型的情况例如：
1894年12月初该“勋爵”在芳妮·努特家骗走了两只戒指和一枚胸饰；
1895年1月初在埃维林·缪勒那里骗走了一只戒指；
1895年2月8日骗走了阿莉莎·辛克莱的两只戒指；
1895年3月7日骗走了安娜·汤森的一只戒指和两个镯子；
1895年7月6日骗取了戴斯·格兰特的两只戒指和其他一些饰物；
1895年7月23日骗去了凯特·布莱克菲尔德的两只戒指。
“勋爵”的心眼很小，有时，在告辞时还向对方“借”坐马车的钱，说是仆人忘了给他口袋里装点零钱。
警方组织了若干次辨认，让这些妇女当面辨认贝克是不是那个勋爵，每次的惯例都是，临时从街上请来10个至15个男人，不管这些人长相是否与贝克稍有相象之处，听任随机的选择。但是这些辨认中，普遍的情况都是，唯一的一个长着白发、留着小胡子的人是贝克，当他和其他人站在一起的时候，女人们的眼光全都立即盯在了他的身上了。然后“鉴别检阅”的结果是，她们都异口同声地说，贝克就是那个骗了她们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