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仁也看出蒋的这种内心，称之为权术：“汪氏既除，蒋氏表示左倾，……蒋氏如此亦左亦右的手法，并非由于政治观点的改变，事实上只是其个人的权术，以虚虚实实的姿态排除异己，以达其个人独裁目的。”此时蒋仍然表示联俄容共政策不变，以取得中共和共产国际的支持，攫取中枢大权。他说：“二年来本党联苏俄，容纳共产党，对革命势力之增厚，革命方法之进步，唤起民众及反对帝国主义之影响，实非浅鲜，由此观之，应认共产党为革命势力之一种，苏俄有助于中国革命。”
6月5日，蒋被委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至此，国民政府和中国国民党中央、国民革命军之中枢大权，已全为蒋介石一人独揽，达到了他为反共所必备的独裁地位。可知“三月二十日事件”是蒋介石一生历史的关键之关键。李宗仁对此有极其中肯的评价，他说：“至于中山舰事变内幕的情形如何，固不得而知，而蒋氏发动政变，以打击共产党始，以排挤汪兆铭终，则为不易史实。”结果蒋氏一箭双雕，而黄埔军校和党军，则为蒋之起家“老本”。蒋为此十分地感戴孙中山，尊孙中山为国父，还未忘本。蒋确也视孙中山如慈父，只是对慈父如其对慈母一样，动辄任性自为，不服管教，但也决不对慈父隐瞒政见，而是直抒己见，甚至顶撞。
而孙中山一逝，蒋则马上掩饰真心，大说假话，骗取中共和国人信赖后，以夺取中枢大权。在北伐前和北伐初期，他仍以说假话（前面见1926年6月7日讲话）笼络中共党人为其用。当1926年4月10日，共产党退出军队时，他就是如此说的：“共产分子，为免除本军内部之纠纷，均愿以一律自动的退出，并期于他种工作上共同奋斗，其态度之光明磊落，实足为吾同学将士所钦佩。”他要共产党员退出其第一军，就是要他自己独掌本军军权，为反共进行军事准备，但却美其名曰避免纠纷，并赞扬中共党人的风格，期其在他种工作上共同奋斗，以拖延时间和利用之，待机而动。但当中共还可以利用时，他就利用之，等无法利用时，他再采取断然的暴力手段，予以镇压。
同时，蒋在北伐之前，也未忘掉他的“大学之道”的宣传。他于1925年12月5日在给军校第三期同学录写序时，特别讲明了革命之道就是格致诚正的“大学之道”。就是服从之道和对上司的正心诚意。接下去又说此即国民党共产与非共产者之共同命脉：“此一线未绝之命脉，所遗者何？乃总理一线相传之国民党内共产与非共产二者凝聚而成之血统也。”他把“大学之道”列为“革命之道”，当然他所欲行者决不是行革命之道，而是维护封建政治的自立自强之道。此处他未提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也未提反封建与民主之事，只是讲内心的封建哲学和政治学的修养问题。至于民主主义治政，他从来不提。
与此相辅相成者，则大力宣传一个主义一个党的专政论。他对法国和俄国革命史甚感兴趣。6月9日，蒋读《法国革命史》，并记有笔记曰：“俄国革命的方法，非其新发明，十有八九皆取法于法国。其经验实可宝贵。”他对专政和暴力的革命方法，十分感兴趣，不是出于阶级革命论，而是欣赏个人独裁和一党专政论。他认为俄国人是学习法国人的。而他再学习俄国的革命专政方法。6月28日，读完《俄国革命史》。他对俄国革命的经验更感兴趣。他于1926年5月27日讲话中说：“俄国革命便因党的组织统一，指挥集中，有惟一的领袖指导，遂收大效。做共产党员必须承认国民党是国民革命惟一指挥者。……我们更须知道革命是非专政不行的，一定要一个主义，一个党来专政的。想到一年以前，军队里和学校里，并没有分裂的现象发生，为什么到现在才有呢？一则是因为各方的谣言，一则实在CP的进行太急，当时若能注意于此，听我的指挥，从中调剂，决不会发生这种事实。”所以蒋学法、俄革命史，是为其个人独裁找借鉴和方法的。凡是个人独裁的学说，不管是什么主义，他都学，以后又曾学希特勒。这又与封建专制主义一脉相通。总之，要听他的指挥，他就代表主义和党。他这时再也不讲他1924年标榜针对孙中山的，只服从主义而不服从个人之论。蒋在表演野心家以民主、革命上台后，又马上变脸，高唱领袖独裁万岁方面，真是淋漓尽致，活灵活现，暴露无余。
提北伐建议，升国民政府委员
1926年3月12日发生了日本侵华军制造的“大沽事件”，国民军受到威胁，冯玉祥即命封锁大沽口。旋八国公使团向北京政府提出最后通牒，北京学生即举行示威，反对北京段祺瑞政府屈服于帝国主义，在东城铁狮子胡同段氏执政府门前为段镇压。执政府卫队开枪打死学生四、五十人，造成“三？一八”惨案，激起了国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怒潮。随后，奉军和再起于武汉的吴佩孚直军联合，压迫京津地区的国民军，迫其退出。4月15日，国民军退出北京，扼守南口，奉军进驻北京。组织奉直联合政府。段祺瑞下台。先由原外长胡惟德兼代国务总理。5月13日，由颅惠庆组阁。同时，奉、直联军进攻南口，发生南口大战。6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