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石：后来到2000年万科大股东更换的时候，我们有机会可以MBO1，就是我们高级管理层把它买回来。差不多要两亿元吧，当然不是说我们能拿出两亿元来，但把员工动员起来，把亲戚朋友动员起来，这两亿元是可以凑齐的。但是我把这个否定掉了。我说我们MBO的目的是什么，我们是为了公司发展，还是为了我们控制这个公司？作为管理层，大家心里是非常清楚的，我们是为了公司的发展。现在很多MBO，就是动公司的脑筋，把钱弄出去，再转成自己的，从无到有，就是搞这个游戏。既然我们为了控股又没有钱，为了公司的发展，MBO没有任何意义，所以说服了管理层。公司大股东更换的时候，我们放弃了。一直到2006年之前，我们没有进行期权。因为我的逻辑很简单。当蛋糕做大的时候，你分一小块都是很大的。当蛋糕很小的时候，你分一大块也是很小的。以前你分成一大块，你和股东就会产生利益冲突。当现在万科经济增长非常快，赢利非常高的时候，你随便拿一小块，股东很开心，管理层也很开心，这就是万科现在的状况。
王 石：放弃股权之后怎么办？我放弃了并不是要把它还给国家。这个股权归谁所有呢，就归万科的全体员工所有。我们成立了一个职工管理委员会，专门管理这部分股权。我也是万科的员工，所以在对这部分股权的处置上，我还有发言权，还有处理权，还有分配权，还有享受权，这些统统都是王石的。不过我不是管理委员会的委员，更不是主席。我的放弃还是很彻底的。
王 石：另外，这里我不妨透露两点。第一就是，当时我们管理层的股权去哪里了？就在万科最困难的时候，我们和香港一家企业合作盖了一栋大厦，我们的一半卖掉了，他们的一半还没有卖。他们卖不动，因为他们没有营销的手段。当时我们就很想把它买回来，然后我们再卖。但我们那时候已经没有现金了。我作为公司的董事长，就和公司职委会商量，说能不能动用咱们那个股权，拿股权换那个楼。后来大家都同意了，这批股权就质押给这家香港企业，把大楼卖掉变成了紧急用钱。这一点我从来没有对外透露过，只是说放弃股权来支持这个上市公司。这就是当时的真实情形。
王 石：第二点，那部分股权现在的去向。后来，它也置换成地产，置换成股票，它也在运转，现在大约值几亿元。这些钱现在用于做这么几件事情：第一，考虑到1988年万科进行股权改造时的那些员工，他们也跟着我一起放弃了股权。他们现在有的已经离开万科了，所以其中有一部分钱用于对这些员工进行补贴，针对他们家里遇到的特殊急难，以及子女的教育、出国等。第二，对1988年后加入公司的员工，他们工资相对较低，对他们的各种临时困难，也用这笔钱进行援助。第三，用于公益事业，主要是城市里民工们的子女教育问题。所以你提的那个问题，作为一个老万科人，我对股权的放弃和处置，无论对管理层、对股东、对社会，都问心无愧。
曹启泰：我想，金岩石先生提的这个问题，说起来又严厉又沉重，但倒过来是在替您争取。
玉米里倒出来的万科
王 石：金岩石先生刚才提到一个概念，他用了“原罪”这个词。好像是说我赚的钱来路不正。万科成立20周年的时候，我写了本书，叫做《道路与梦想》。实际上我特别想用“光荣与梦想”，但那是美国很有名的一本书的名字，所以我就改成了“道路与梦想”。我应该是怀着理想到深圳来创业的。我如何赚了第一桶金，上面写得清清楚楚，绝对是经得起检查，经得起考验的。当然我不能因此来指责别人如何如何。对于中国的第一代创业家，我还是那一句话，英雄不问出处。
王 石：当年在广州的省政府机关上班，我喜欢穿牛仔裤，上班骑一辆破自行车。领导和同事都觉得我是个怪人。所以我最终选择了出走，到深圳下海。当时的深圳简直就像一个大工地，到处开发，尘土飞扬。那时深圳有两种进口商品很赚钱，一是日本味精，二是台湾折叠伞。但我断定这两种东西火爆的日子不会很长。后来我发现，当时深圳两大饲料厂的原料主要是玉米，其中很大一部分要从北方的大连、天津、青岛出口后经香港转内销。国内玉米不能直销深圳，是因为运输瓶颈的问题。所以我就做起了饲料中介商，八个月赚了三百多万元。这就是我下海挖的第一桶金，干干净净。第二年，我就靠这笔钱办了一家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当年是深圳最大的进口销售商，这是万科的前身。后来我还跟刘永好说过，如果当时我不转行，“饲料大王”恐怕就不是他而是我了。
曹启泰：我看到资料里讲到一件事情，您当年开始做生意的时候，白天做买卖，晚上还帮人家补课。
王 石：是的。公司那时的第一批职员都是农村来的，最高文化程度是初中，大部分人是小学。我白天工作，晚上就用一块小黑板给他们上语文课、代数课。当年我招的第一个员工，现在还在公司里。他那时候是小学文化程度，是作为报关员招的。后来他一直在万科，成家立业有了小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