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加斯呢。我呸，做梦吧。在酒店开个赌场，一年被关了三次，结果关了三次开了三次，我问老板是谁，他不告诉我，只是说是大官。还说我知道多了不好。我知道能怎么的？难道我还给你说出去咋的！”
我呵呵笑着说：“关了三次，开了三次。”
“一次比一次规模更大，我也奇怪了，哪里来那么多傻逼非要去那里赌。我都看烦了。我是赌场的经理，一个月给一万块钱，出来一看，我去！这俩钱还不如美国的清洁工，刷盘子的比我赚的都要多。”她看着我说：“我也想移民了。”
“你不要你男朋友了？”
她一撇嘴，翻了个大白眼说：“人家有老婆，我就是个二奶，也不能算二奶，是交换，我跟着他，他让我当经理。你是不知道有多丑啊，我每次和他睡觉不敢开灯，就算是不开灯，每次我都不愿意张开这双腿。你能明白那种感觉吧！”她随后说：“你不可能明白，这位小姐，你能理解我的苦衷吧！”
杨安不得不点点头说：“我明白，那是真的张不开那双腿。”我可是一点都不信她的王春花的身份是她的真实身份。虽然我见多识广，但是我还真的是第一次对伪造身份的概念有如此深刻的理解。要是有了另一个身份的话，那么你干任何坏事都是可以用那个身份去承担的。只要是你觉得无路可走了，那么完全可以扔掉那个身份，接着用另一个身份去消费以前那个身份干坏事得到的余额。
王春花很明显是在做坏事，能创造大量的附加值。事实上，她在国内住酒店的时候的名字叫李娜，和那个打网球的明星同名。别指望我相信那个身份就是真实的，很明显，我不会信任这个女人的一切。她说的话，我都不会去轻易相信，只要不让我拿钱出来，你爱说什么就说什么吧。
她走了，说明天再过来，带我去办一些手续。同时，拿了我的一些资料去搞投资了。
我的目的很明确，我要在这里拿到合法的身份，然后以英国人的身份去澳大利亚将钱市长给骗回来。只要他回到香港或澳门，那么我就有办法将他绳之以法了。
这时候，在家里有杨静和杨丰年在坐镇混淆视听，没有人会怀疑我和杨安已经离开了。我可不认为我和杨安是隐形人，我们一定是会被注意的对象。我对杨丰年的要求是，不要长时间的停留在一个地方，要一直走着动着，这样一来，监视的人会把注意力更多的集中在他在做什么上，而不是去仔细观察这个人。即便是再好的化妆，也是有破绽的。
杨静装扮成杨安就太简单了，她不需要做什么，只要不过分张扬就毫无问题。只要我拿到了英国的护照，那么去澳大利亚就简单了，根本不需要任何手续，拿着护照就能以英国人的身份降落在悉尼。我的身份将完全合法并且不受怀疑地干任何事情，不会被人盯上了。
杨安的主意虽然没有什么创意，但是这也算是一个好主意。但是我深感不安，在我心里，这是旁门左道，是违法的。但是别人谁又会在乎呢？是不是我的信仰出问题了呢？从小我接受的教育就是要诚实，善良，自尊，自强，自爱，自主。从来对这些都是不屑的，但是我还是走上了这条偷鸡摸狗的道路。
这个王春花说自己是台北人，但是我知道这是假的。台湾人的口音相比大陆绵软很多，这不是能够改变的事实。同时，她们也不愿意改变这个事实，觉得这样会增加魅力。同时从她的言谈中也感觉得到，她不是个台湾人。台湾人自我封闭太久了，一直抱着美国的大腿，看着美国人的脸色行事，这让他们台湾人失去了很多的自尊和自主，没有归属感是很强烈的一个人群。并且一直没有安全感可言。这和大陆人完全不同，虽然我们一直很穷，但是我们一直以自己的国家自豪，我们可以大喊打倒一切人，我们曾经喊过“打倒美帝国主义”，也喊过“打倒苏联修正主义”。凡是对我们不怀好意的，我们都和他们大喊大叫并大打出手。
苏联要用核武器炸我们，我们没有低下头，美国要炸我们，我们还是没有低下头。从这两次过后，我们真正的站起来了。站起来后，我们成了美国和苏联争相拉拢的香饽饽，和苏联闹翻了，改革开放后我们和美国人打得火热，买来了他们的黑鹰直升机。之后又和美国闹翻了，又开始对我们禁运。不论是美国还是苏联，都想控制我们国家的命运，控制我们的走向，让我们按照他们指定的道路走下去。我们大声对他们说了“不！”。一段时间里，我们成了谁都不喜欢的人，这不是因为我们不讲理，只是因为我们不听话，不听他们的话！我们需要的是自主和自爱，所以我们必须自尊和自强。我们必须时刻记住民族荣耀感，用强大的信念支撑自己走下去，挺住。
如今，我们还面临很多问题，但是我们的腰是直的。这是和台湾人不一样的，台湾人已经不知道民族荣耀感是什么了，他们的精神支柱已经坍塌，成了美国的附属品，看着美国的脸色行事，就连说句话，也要先听美国怎么说。最可笑的是，台湾不仅怕美国，就连美国的走狗日本他都怕，这是我最难理解的事情。
王春花可不是什么台湾人，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