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1925年先后在河南省卫辉一中，天津南开中学、南开大学任教。1925年，五卅反帝爱国运动兴起，范文澜参加了天津人民群众的游行示威等活动。1926年，加入中国□，不久失掉联系。
著作(5张)
1927年，在北京会见李大钊。范文澜常在课堂上讲共产主义，天津警备司令部要逮捕他，经校长张伯苓协助，于是年5月离开天津到北京。下半年起，在北京大学、师范大学、女子师范大学、中国大学、朝阳大学、中法大学、辅仁大学任教，最忙时每周上课30小时以上。这时，范文澜与个别党员以及党所领导的团体——教联、左联、互救会发生联系。
1930年9月，阎锡山派兵查抄范文澜住宅，搜出《红旗》等书报文件，指为□而逮捕，经人营救获释。暑假后，为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国文系主任。11月，周树人（鲁迅）至北京，在范文澜家中与左联等团体的代表会谈。1933年暑假后，为女子文理学院院长。1934年暑假后，又被反动派逮捕，经蔡元培等人营救获释。1935年，在中法大学任教。1936年，在河南大学任教。[2]
抗日救亡
“七七”事变后，在党的领导下，范文
范文澜
澜创办抗战讲习班，亲自上课，积极从事抗日救亡活动。1938年6月，开封沦陷，随河南大学转移到鸡公山一带。不久，与党取得联系，在遂平创办抗日训练班，又随新四军在信阳一带开辟游击区，又在第五战区抗敌工作委员会做统战工作，长期奔波于桐柏山中。1939年9月，在竹沟镇加入中国□。
1940年1月，到达延安，为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主任。1941年，为中央研究院副院长兼历史研究室主任。1943年，在中央宣传部工作。[1]范文澜因工作调动，于1946年4月到达晋冀鲁豫边区，任北方大学校长。1947年，兼历史研究室主任。1948年7月，北方大学与华北联合大学合并为华北大学，吴玉章为校长，范文澜为副校长兼研究部主任、历史研究室主任。1949年，随华北大学迁至北京。参加中华全国社会科学工作代表会议筹备会。9月，由该会推选，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2]
1942年发表《论王实味同志的思想意识》（《解放日报》1942年6月9日）1948年8月，范文澜被任命为中原大学校长，虽先后因病、因另有重任，未能到校视事，但一直和学校领导机构保持着联系，具有一种特殊的精神影响力。他为中原大学两周年所写纪念文章中祝愿学校“在现有基础上，加速地充实并提高”，“建立起一个新型的正规大学”，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人大代表
1950年，华北大学历史研究室改为中国科学院中国近代史研究所，范文澜为所长。1951年，中国史学会成立，郭沫若为会长，范文澜为副会长，主持日常事务工作。1954年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2]
1956年当选为中国□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1959年，当选为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又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1965年，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1969年，当选为中国□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1969年7月29日逝世于北京。[3]
著书经历
范文澜在私塾读书时，就已经读了《四书》、《五经》和《泰西新史揽要》等书。他尤爱读《礼记》“大同之世”、陶潜《桃花源记》。还瞒着塾师和家长，偷阅中国古典小说。中学时代，课外喜读翻译小说中的《鲁宾逊漂流记》、《国粹学报》上章炳麟等人的文章。大学时代，从刘师培治经、陈汉章治史，黄侃学文。常读《新青年》。在南开大学任教时，应顾颉刚之约，组织朴社，出版书刊。1925年出版的《文心雕龙讲疏》，是范文澜的第一部学术著作。1926年，出版了《群经概论》。1931年，出版了《正史考略》、《文心雕龙讲疏》改为《文心雕龙注》，于1936年出版。从范文澜早年三部学术著作看出，他文学、经学、史学都很精通。[2]
范文澜还于1929年编过一本“消遣苦闷的岁月”的资料书——《水经注写景文钞》。于1935年写过一本宣传爱国思想的通俗读物——《大丈夫》。以上这些书，还都是他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前的作品。《中国通史简编》和《中国近代史》上册，是他以后半生精力撰写出来的两部重要著作。
范文澜到延安后，开始撰写《中国通史》，以“为某些干部补习文化之用”。当时拟定“略前详后，全用语体，揭露统治阶级罪恶，显示社会发展法则等几条”。作为准绳。上册（上古到五代）于1941年出版，中册（宋辽到清中叶）于1942年出版，下册只完成鸦片战争到义和团运动部分，题名为《中国近代史》上册，于1946年出版。而上、中册合称《中国通史简编》。[2]
2学术思想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