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其凡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将公文包扔在桌上，公文包震倒了桌上的茶杯，茶杯向他滚过来，他抓起来摔在地下。
茶杯“砰”地一声，在地上变成碎片。
他颓然地坐在椅子上。
他的办公室分为三间，最外面一间是一个小型会议室，一般十人左右的公司高层会议都在那儿开。里面是一间小休息室，那属于他的私人空间。他现在所在的这间，就是他日常办公的地方，一套被俗称为老板桌椅的后面放着两排书橱，前面放着两张座椅，对面是一组沙发，沙发靠办公桌的这头放着一盆滴水观音，靠门口的那头放着一盆绿萝。办公室很简洁，没有任何装饰性的东西。
良久，程其凡从椅子上站起来，怒火已经被胸部挤压成一种挫败感和焦虑情绪。他踱到窗口。
窗子正对着车间，车间门口几个员工正在忙碌着，可以看到穿深色衣衫的人背上的汗渍。虽然已经快到国庆节了，但白天的气温还是很高。
这个公司浸透着自己和许许多多员工的汗水，他沧桑地想。
五十年代初期，程其凡出生在四川东北部吉岗镇一个叫云坪的小山村里，小时候的他经常爬上山坡，看着远处公路上的汽车，想象着外面的世界。初中他离开小山村到公社所在地去就读书，因为他的小山村里没有初中。到高中时，他到了永清县县中，这时的他，从心底燃起了通过知识改变命运的希望。
然而，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他高中毕业时，大学已经停止招生，他又回到了小山村，在母亲任教的那个没有一张完整课桌的小学当了代课老师。当学生们问他**是什么样的时候，他心里同样充满了憧憬。这一年小山村来了许多上海的、成都的知识青年，他和他们成了好朋友。
毕业后的第二年，公社来了几个征兵的军人，这个时候能走出山区的唯一途径就是参军，程其凡期盼着参军。天从人愿，他终于在经过一番周折后走进了兵营。他身体素质好、有文化、脑筋快，新兵营滚爬三个月后，被分配到警卫连，来到了距离锦江市20多公里的景山县驻地。几年后穿上了在那个年代令人羡慕的四个口袋军装。
到了八十年代初，程其凡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就地转业。许多军转干部进了锦江市公安局、检察院和工商局，他却分到市无线电厂，当时他才刚过31岁。他天生有一股犟脾气，主动要求下到车间从最基层干起，还买了一堆书钻研，由于是文革期间的高中毕业生，那点底子看看小说还行，看专业书就力不从心了。就在他看得似懂非懂打算放弃的时候，正好电大机电专业招生，他去报了名，坐在厨房的小板凳上认真准备了一个月，通过了考试。
三年电大下来，再加上他是边学习边实践，其技术在厂里竟有了一席之地，到八十年代后期，被提拔为技术副厂长。
做了技术副厂长后，程其凡有了点自主权，锐气十足地领着厂里的几个技术骨干到上海学习了半年，回来后开发了厂里的第一个新产品，但却一年都没有打开市场。厂里开始有人说他是个败家子，以开发新产品为由，拿公家的钱在上海游山玩水，让本来不景气的厂雪上加霜。好在厂长是个厚道的人，没有落井下石，只是拍拍他的肩膀说：“你还年轻”。
然而，当时的电子工业局却接到厂里的人民来信，要求罢免他的技术副厂长之职。厂长帮他顶着，人民来信却是一封又一封的到了局长的办公桌上。
正在程其凡郁闷的时候，他的一个电大同学通过经营汽车配件，掘取了第一桶金，来邀请他一起搞通讯设备器材，同学出资金，他出技术，他动心了。最后他不顾厂长的多次劝阻，辞职下海。
走出厂门的那一刻，他心里是不安的，他不知道后面的路是什么样的，但他已经不能回头了，只有走下去。
后来他才知道，那一封封人民来信都是出自一个车间主任和其两个小兄弟之手，那个人跟他并无芥蒂，只是看中了他副厂长的位置。当时的三个副厂长中，他是最没有背景的，正好又开发新产品失败，给了那个人攻击的机会。
总算上天眷顾，程其凡和他的同学经过二年短暂的狼狈，在第三年终于在通讯行业站住了脚。再后来，他和同学分手，各自经营一片天地。
他的公司逐渐发展成现在的三个分厂。
这三个分厂在一定程度上见证了公司的发展轨迹。与同学分手后，他先是在一分厂这块原校办企业的地盘上建起了自己的小作坊，是租赁的。后来随着业务增多，又租赁了二分厂目前的这块地盘。再后来，公司业务越做越大，正好碰上市元件五厂亏损转让，他就买了下来，算是有了自己正式的地盘。当一分厂和二分厂租期到了想并过来时，公司的业务迅猛发展，已经没了容纳的空间，只好留在了原地。公司进入新世纪后，他在通讯器材行业中，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有人说运气来时挡都挡不住，程其凡还真应了这句话。
程其凡有了雄厚的基础后，开始了两个大的动作。
先是建起了秦湖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