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天殿，早朝。
朱标端坐在龙椅旁，龙椅空空。
群臣似乎都习惯太子监国了，陛下已经很久没来早朝了。
朝参后，户部右侍郎夏原吉双手高高捧起奏折，朗声道：“臣夏原吉，有奏请殿下！”
朱标抬了抬眼：“讲。”
夏原吉深吸一口气，沉声道：
“陛下奉天承运，开大明之基业，二十余年来励精图治，北逐蒙元，南定百越，恩泽广被四海，高丽、安南、暹罗皆遣使来朝，此乃万世之基也。然臣以为，子孙万世之业，非仅靠武备守成，更需广开财源，方能使国祚绵长，无财帛之虞。”
“臣尝读宋元史，知彼时朝廷于泉州、广州二地设市舶司，专掌海外贸易之事。泉州港当年帆樯林立，番商云集，仅岁入关税便达数十万缗，若折合成我朝白银，足可养水师三万人；广州更有“天子南库’之称，香料、象牙、药材之利，补国用甚多，而民间赋税未增一分，百姓皆称便。
今我朝疆域辽阔，沿海良港众多，泉州港深浪平，可泊万石大船；广州港位置优越，物产丰饶，便于货物集散，若能效宋元之法，革其贪腐之弊，设官专掌，定能为大明添一稳固财源，岂不比盘剥百姓更得民心？”
“臣恳请殿下颁赐勘合文书，凡海外诸国慕我中华仁德，欲来朝贡贸易者，皆须持勘合于市舶司勘验，方准其附载方物互市。如此一来，其一，利归公府，奸商无隙可乘。昔年宋元私商勾结官吏，侵吞关税者众，今有勘合为凭，每一笔贸易皆有记录，贪腐可除。
其二，夷情可察，海疆可安。番商往来，市舶司可问询其国风土、军备，若有倭寇或反贼异动，亦可提前察觉。
其三，威德远播，万邦来朝。我朝以礼待之，厚往薄来，番邦定会感念天恩，愈发臣服。所得之利，既可充国库减民负，又可练水师固海防，更能让沿海贫苦之民得装卸、翻译、工匠之业，减少从匪之念，此举实乃开源固本、安边柔远之良策啊。”
这一道上奏，其实是朱英主导。
漠北即将平定，要为开海做准备，但开海定然是困难重重。
先在泉州，广州设立市舶司，像马天说的那样经济特区，而后再开海，进而大航海。
“殿下，夏侍郎此言差矣！臣以为，设市舶司开海贸易，实乃隐患无穷，万不可行！”吏部尚书吕本立马反对，
“今海疆虽暂平，然倭寇仍在东南沿海流窜，去年台州府便有倭寇登岸劫掠，杀我百姓数十人；张士诚、方国珍余部尚在海外岛，琉球诸岛盘踞，时时窥伺内陆。若设市舶司招引番商，难保这些贼寇不会伪造勘合，混在番商之中入港作乱。
当年元末，便是因市舶司管理混乱，番商与贼寇勾结，才导致海疆糜烂，苏州、杭州皆遭兵祸，此乃前车之鉴，殿下岂能忘？夏侍郎只言其利，不言其害，恐非万全之策。”
“吕尚书此言，是将贸易与寇患混为一谈！”夏原吉反驳道，“臣以为，设立市舶司，非但不是引寇入室，反而是平定海疆之良策。臣主张“市舶与管理并重，贸易与防务齐抓’。凡番商来朝，须先凭陛下恩赐的勘合文书，文书上有内府印记，伪造难辨；入港时，市舶司要严查船只人数、货物清单，同时沿海卫所要派战船巡逻，防止贼船靠近。
更重要的是，市舶司所得税收，臣恳请陛下拨出三成，专门用于修筑沿海卫所、打造战船、训练水师。如此一来，贸易之利反哺海防，海防稳固又能保障贸易，岂非相辅相成？吕尚书所谓的“前车之鉴’，是因管理疏漏，而非贸易本身之过，今我朝吏治清明，有锦衣卫巡查，怎会重蹈覆辙？”
“夏侍郎说得轻巧！”兵部侍郎齐德紧接着出列，“殿下，儒家有云：“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我大明乃天朝上国，当以仁德教化四夷，而非与番邦逐利争财。设市舶司专求贸易之利，岂不是堕入“重利轻义’的歧途？恐让四夷耻笑我大明无大国之风，更会让天下士子误以为朝廷只重财帛，不重教化。届时，士子无心向学，官员耽于逐利，此乃动摇国本之举啊！殿下，万万不可！”
“齐侍郎这是曲解儒家大义！”文华殿大学士杨士奇反驳，“《礼记》有云：“来而不往，非礼也。’我朝设市舶司，并非与番邦逐利，而是以“朝贡贸易’为纲。番商来朝，须先向陛下进贡方物，或为南洋的奇珍，或为西域的良马，以示臣服。
朝廷则“厚往薄来’，赏赐的丝绸、瓷器、茶叶，价值远超贡品数倍，这正是怀柔远人、彰显大明仁德之举。
昔年汉武帝通西域，虽有葡萄、苜蓿之利，更重要的是让西域诸国臣服汉室；唐太宗设鸿胪寺接待番使，亦有胡商往来长安，却被尊为“天可汗’，四夷皆服。可见，贸易与仁德并非对立，反而是传播仁德的途径。
番商来朝，见我大明宫殿巍峨、百姓安乐，自然心生敬畏；我朝以贸易之利资国，却不加重民负，这正是儒家“仁政’，何来“重利轻义’之说？齐侍郎若只知抱守教条，不知变通，才是有负陛下重托，有负天下士子！”
杨士奇话音刚落，太常寺卿黄子澄语气带着几分讥讽：“杨大学士此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