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思辨般的形式出现了。这不是突然的变异，是缓慢的、长期的‘意义构建偏向’积累。”
孙鹏飞点头：“他在很早就开始为自己构建一套高度个人化、高度理性（偏工具理性）且对传统情感-道德框架充满怀疑和不信任的‘意义操作系统’。家庭环境（情感稀薄或冲突）、学校经历（可能感受到的集体对个体的压抑）、早期阅读和思考，共同促成了这套系统的形成。在他遭遇更大社会挫折之前，这套系统可能只是他保护自己、追求效率的‘盔甲’；但当挫折来临，这套系统缺乏柔韧性和道德缓冲的特性，就很容易滑向极端，将他人彻底工具化。”
曹荣荣抚摸着日记本的边缘，她能感受到字里行间那种冰冷的、孤独的、不断自我加固的“逻辑茧房”。“他在很努力地‘想明白’，用一种他认为最‘清醒’的方式。但这种‘清醒’是排他的，它拒绝了许多使人与人之间得以温暖连接的东西——共情、信任、未经算计的善意、对超越个体利益的价值的认同。他把这些视为‘不理性’的杂质，不断地提纯自己的思想，结果却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孤立，也越来越……危险。”
鲍玉佳看着一张全家福，照片上的小危暐站在父母中间，父母的表情也谈不上温暖，只是一种程式化的合影姿态。她忽然明白了曹荣荣说的“情感蒸发快”是什么意思。在这个家庭里，情感的表达和接收可能都是低效、困难甚至被视为“麻烦”的。理性、成绩、实际的“用处”，才是更被认可（或至少是更被强调）的沟通货币。一个敏感而聪明的孩子，在这种环境下，很容易学会用更强大的“理性”武装自己，同时将情感视为需要克服的弱点。
（五）社区碎片与“失踪”
为了获得更立体的图景，部分成员（梁露、程俊杰、马文平）在征得危父同意后，在小区内进行了小范围的走访。他们自称是来做社会研究的学生，话题围绕社区变迁、家庭关系、子女教育等展开。
从几位老邻居欲言又止的片段中，拼凑出一些模糊的印象：
“老危家啊，以前是厂子里的技术员，挺认真的一个人，就是话少，有点拗。”
“他老婆（危母）好像身体一直不太好，精神头也不足，很少跟人来往。”
“他家那个儿子，啧啧，小时候可是这一片出了名的聪明娃，奖状拿回来不少。就是……不太合群，别的孩子玩闹，他总是一个人在家看书，或者摆弄些零件啥的。”
“后来考去外地上大学了，听说出息了，赚大钱了，但很少回来。老危他们也不怎么提，问起来就说‘忙’。”
“再后来……就出了那档子事（指危暐案发）。唉，真是没想到啊。老两口一下子更沉默了，几乎不出门。社区和派出所都来过人，他们也没什么话说。就像……就像早就知道会有这么一天似的，认命了。”
一位在社区工作了二十多年的老调解员，在梁露的诚恳询问下，多说了几句：“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老危他们家吧，感觉一直绷着一根弦，特别紧。教育孩子就是‘要争气’、‘要出息’，别的好像都不重要。孩子也争气，可这‘气’争得太狠了，好像把别的什么东西都挤没了。出事以后，我去看过他们几次，那感觉……不是悲痛，是一种空了，干透了的感觉。好像他们一生的指望、努力、还有那根绷紧的弦，一下子全断了，剩下的就是一个空壳子。”
马文平将这些信息带回危家，与日记内容、家庭氛围相印证。一个更清晰的早期画面浮现出来：一个天赋聪颖但情感滋养匮乏的孩子，在一个强调“实用理性”、“出人头地”却缺乏情感流动和多元价值认可的家庭环境中成长。他早早发展出一套高度内聚、逻辑自洽但排斥“软性”情感道德的个人意义体系。这套体系在学业竞争阶段是高效的“成功学”，但当面对更复杂的社会博弈、人际关系和道德困境时，其缺乏弹性和缓冲的缺陷就暴露出来。挫折不是导致他转向犯罪的根本原因，而是催化剂，促使他将那套早已形成的、冰冷的内核逻辑，应用到更极端、更无约束的领域，最终在kk园区找到了将其“技术化”、“工业化”的邪恶舞台。
“所以，‘叙事传导阻滞’攻击中那种对情感与道德的自动怀疑、对解构的过度推崇、对连接意愿的削弱，”魏超总结道，“其个体心理层面的‘原型’，或许就潜藏在这种早期形成的、将情感道德视为‘低效杂质’或‘操控工具’的认知模式里。当这种模式不再是孤例，而是在某种社会文化条件下被批量‘生产’或‘强化’，再被恶意武器化放大，就会形成我们看到的文明级危机。”
陶成文看着窗外老旧的社区景象：“这里是一个‘意义生态’简单化、功利化、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板结化’的微观样本。它可能产出一流的技术员或精算师，但也可能，在缺乏其他价值维度平衡和滋养的情况下，孕育出将一切都视为可计算、可操纵对象的‘空心精英’。危暐是极端的个案，但他所代表的某种‘意义构建的偏执与贫瘠’，却值得我们警惕。这或许就是逆模因武器选择‘叙事传导阻滞’作为攻击方式的深层原因——它利用了部分文明内部已然存在的‘意义营养不良’或‘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