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部门干部的“宰农”伎俩。有些部门干部在处理有关农民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宰农”思想，认为农民地位低下，文化素质差，又不懂法，随便“宰一宰”也不会有大的问题。于是，在农用物资产品的价格上，涉农问题处理上，农业机械的管理处罚上等都是“走高线”或“叫高价”。这种不平等的交换或不公正的处罚同样加重了农民的负担程度。
5．村组干部的“沾光”思想。由于县乡干部下村检查指导工作的费用一般由村上来承担，事后再均摊到全村每个农民头上的做法对村组干部的“启发”，部分村组干部认为，县乡干部下村工作，吃住理当由村上来承担，同时，他们做为村组干部也理应“陪吃”，他们自己“沾沾光”也是应该的。因而，这些所谓“招待费”就只能平摊到农民身上。另外，村组农电管理人员在对待农民用电上也有“沾光”思想，对农户任意加价、提价、虚列电度损耗，连上电杆也收“上杆费”。据笔者调查，某县的部分乡村农电管理人员没有按《农民分类综合电价》规定的每度0．58元的标准执行，而任意提高电价，每度竟高达1．7元，高出标准电价2．5倍之多，群众反映相当强烈。因此，这也是造成农民负担加重的思想原因之一。
四、“减负”途径探索
减轻农民负担是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解放农村生产力的又一场深刻的革命，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它不仅涉及到国民收入的再分配体制，而且会在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引起一系列的变革，所以，做好减轻农民负担这项工作，意义不仅仅在工作本身，而是与我党、我国的前途和命运紧紧相连了。那么，怎样才能真正减轻农民负担呢？笔者以为，从大的脉络上考虑，应深化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提高对“减负”工作的认识，是做好“减负”工作的前提。1．减轻农民负担是贯彻党的“实事求是”方针的具体内容。农民负担诸如税费、统筹、提留和劳务以及工农产品交换不等价等，都是一定历史条件下一定分配关系的产物。农民，作为社会成员，作为社会的生产者和经营者，要完全摆脱这些负担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翻开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我们可以看到，从有史记载以来的《春秋》所说的鲁宣公十五年的“初税亩”到西汉初年的“十五税一”；从北魏冯太后创始的“均田制”到隋、唐时期的“租、庸、调”制；从明朝张居正的“一条鞭法”到清朝雍正年间的“摊丁入亩”；从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苛捐杂税”到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农业税费政策”，可以说，一部农民负担史，它所折射出的是中华民族五千年生产力发展的历史。同样，当我们放眼世界时，我们会发现，尽管各国的社会制度不同，但是，他们都有着符合自己历史与现实的“农民负担政策”。因此，无论是从历史的角度还是从现实的角度看；无论是从中国的范围还是从世界的范围看，农民负担都作为一种客观存在从历史向现实走来，并将走向未来。目前，虽然农民收入在大幅度地提高，有些已从小康走向了富裕，大多数农民进入温饱。但是，农民收入的差距还是相当大的，仍有一部分农民生活在“温饱线”以下，他们连最基本的马斯洛的“第一需求”都不能满足，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再加重农民的负担，就等于拿走农民的“救命粮”和“救命钱”，农民就会出于作为人生存的一种本能来保护它，这种“竭泽而渔”、“杀鸡取蛋”的做法必然导致党群“鱼水”关系的破裂甚至对抗。同时，大多数进入温饱的农民也会因为负担过重而重新生活在“温饱线”以下。这与我党发展生产力，极大地提高和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和文化需求的目标是极不相称的。因此，我们在对农民负担的认识上，要始终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牢固树立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正确认识农民负担的历史性和客观性，为切实减轻农民负担打下一个坚实、深刻的思想基础。
2．减轻农民负担会为国家培植起一个稳定的税源。为了说明这一观点，现在先让我们看一看西方经济学供给学派的代表、美国南加利福尼亚商学院研究生院教授阿瑟·拉费提出的著名的“拉费曲线”理论：如果在纸上画一个开口朝下的抛物线，令抛物线的高度表示税收、两个底端连接表示税率，再把这横竖两条直线交叉为一个直角坐标，这便构成了一标准的“拉费曲线”。它表明了税收与税率之间的关系：“当税率为零时，税收自然为零。而当税率上升时，税收额也逐渐增加，当税率增加到一定点时，税收额达到抛物线的顶点，这就是最佳税率。如果进一步提高率税，财税收额将会减少，因为税率过度会使企业只有微利甚至无利，于是他们便心灰意冷，纷纷缩减生产，使企业收入降低，从而削减了课税的基础，使税源萎缩。当税率达到100％时，就会无人愿意投资和工作，政府税收也降为零。可见，高税率不一定有高税收，而较低的税率反而可以获得最大的税收。”⑧在拉弗的这一著名理论的指导下，不但解决了西方国家的“滞胀”病，而且使美国自1984年以来连续四年的通胀率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