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国
产权制度的改革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也是企业增强活力，摆脱目前困境的一条新路子。产权制度的改革能否成功，直接关系到下一步企业改革的成败，关系到国有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本文仅就产权制度改革的有关问题谈一点粗浅的认识。
一、产权制度的改革是以往企业改革实践迫使我们选择的新路子
在确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之前，国有企业的改革至今大体经历了扩大企业自主权、利改税、推行承包经营责任制和转换机制等四个阶段。在此期间，国家颁布实施了《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公司法》等一系列具有法律效力的文献。经过十多年的改革，一方面我们已经打破了旧的传统体制的框架，重新塑造了新的国有企业的运营机制和外部环境，为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现实又使国有企业陷入了新的困境，带来了新的问题。其问题比较集中地反映在两个方面：
一是以往改革的正效应小于负效应。例如：在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改革中，一方面冲破了旧的传统体制，使企业和政府的关系由原来的行政隶属和依附关系转变为依存和契约的关系，为企业向市场主体转化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企业在逐渐强化利润目标的同时，又加剧了向职工目标的倾斜。为了实现职工个人收入和福利的最大化，企业及企业内的各个层次，充分利用下放的权利，用足上级所给的政策，采用多种形式对经营收益进行层层截留，从而导致了政府和企业收益的减少。又如，在企业承包制改革中，一方面，承包制起到了调动承包者积极性和保证政府财政收入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它又不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市场要求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必须随着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进行经营性的调整，而承包合同一订就是几年不变；市场要求企业的决策者把目光集中在市场上，然而承包指标的谈判又迫使企业的领导者“不去跑市场，专去找市长”；市场经济要求企业既顾眼前，又要着眼长远，而三到五年的承包期导致了企业的短期行为，致使企业创新的功能不足，职工队伍素质下降，我们看到的是以往的企业改革其正效应刚刚显示出来，负效应也便随之而来，并抵消乃至超过正效应。
二是从整体上看，以往推行的各项企业改革措施没有起到提高生产效率、增强社会效益的作用。近年来，尽管国有企业依然占有大量资源，并享有较为通畅的融资渠道，但其增长速度却明显低于其它类型的企业，对国民生产总值的贡献份额也呈下降趋势，实现利润也逐年递减。国有企业1985年的资金利润率是13．9％，而到了1992年则下降到2．1％，其利润率远远低于银行存款利率；1985年利润总额是738亿元，1992年则减少到535亿元。国有企业效益滑坡，更突出地表现在亏损严重。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1997年全国有国有大中型企业16879家，其中亏损企业为6599家，占国有大中型企业总数的39．1％，亏损额达665．9亿元；资不抵债的企业有1354家，占国有大中型企业总数的8．02％。即使在10280家盈利企业中，仍有23．4％的企业盈利额低于5万元（还有资料测算，1997年在盈利企业中，百元销售收入盈利额在0．2元以下的企业占22．4％），基本处于盈亏边缘。我们说检验改革成败的根本标准，是看其是否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提高了经济效益。如果用生产力标准来检验，我们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以往的企业改革是不成功的。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以往的企业改革仅限于浅层次的“放权让利”的范畴，因而改革也就不能摆脱“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恶性循环，不可能使国有企业真正建立起适应市场经济需要的灵活的机制。
那么，国有企业的出路在哪里呢？其出路就是只有进行产权制度的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使国有企业成为真正的具有法人财产权的经济实体，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体。
二、产权制度的改革是一项有益的探索
进行产权制度的改革将是国有企业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关键性一步，是解决改革中的难点、推动国有企业走出困境的新的有益探索。从深层次上看：第一，这一改革有利于实现所有权和行政权的相分离，使所有权货币化和纯经济化。因为改革后的国家和地方政府将以股东投资者的身份出现，从而在根本上解决政企难分的问题。第二，有利于真正形成企业的“自我”能力。改革后，企业中的国有资产所有权仍属于国家，但企业将拥有包括国家在内的出资者形成的全部产权，成为享有民事权力、承担民事责任的法人实体。企业将以全部法人财产权，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对出资者承担资产保值增值的责任。出资者根据投入企业的资产额享有所有者的权益，即资产受益、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力。第三，有利于实现产权主体的多元化，为国有企业走向股份制创造良好的条件。第四，最终有利于形成全社会的、充满活力和高效率的经济体制。通过清晰和界定国家、企业和个人的与产权相关联的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