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一]纽约系列爆炸案（1940年—1957年）
一、1940年11月16日的序幕
这天，在纽约电力公司的联合爱迪生大厦的窗台上出现了一只可疑的工具箱，打开一看，里面装着一根黄铜管，管里面塞满了炸药，管子外裹着一张纸条，纸条上写着一行字体清秀的小字：
联爱公司的骗子们，这是送给你们的礼物。
F．P
罪犯没有留下指纹，炸弹也没有爆炸。
1941年9月一个因时钟的导火线机械结构没有被拉开而未能爆炸的炸弹在第十九大街被发现。
三个月后（日本偷袭了珍珠港），警方又收到一封奇怪的信件：
我不再为这个持久的战斗准备更多的炸弹——我的爱国感情已经让我作出这个决定——以后我会把联爱送交法院审判——他将为他们的懦弱行为付出代价。
F．P
这封信是从韦斯特切斯特县寄出的。
爱迪生联合公司负责为整个纽约城提供电力，雇有几千名职工，为几千万用户服务。向公司表示不满，为这样那样的纠葛抱怨的不乏其人。倘若到档案堆里一页一页地去查找谁有可能放炸弹，这工作之浩繁确乎令人生畏。爱迪生公司的保卫部门想知道究竟谁与公司过不去，他们还是查阅了所有的“公安卡”，发现对公司出过怨言的人有好几千。还能查到什么呢？他们同时认为，这也许只是想吓唬一下爱迪生公司，所以，调查也未进行到底，对外也没有声张。
在以后的五年里，联爱、报社、旅店和百货商店也收到了类似的纸条，也就是说，在1941年和1946年间，F．P发出了16封内容相同的信。
然后F．P信件绝迹了。警方推测也许他放弃了攻击联爱的愿望，也许他已经死亡。
到此为止，这个案件成了一个无头案。
二、恐怖的20世纪50年代
实际上恐怖还没有真正开始。
1950年3月25日，第三颗炸弹出现在大中心车站的地下室。没有爆炸，但恐怖又开始了。1950年4月24日纽约大众图书馆附近的电话亭被炸毁了。这样的事情一再发生，不过，不是炸弹没有炸，就是爆炸力很小。
1950年圣诞节的前几天，《纽约先驱论坛报》收到一封发自韦斯特切斯特县的读者来信。信上写到：
我是一个病人，而且正在为这个病而怨恨爱迪生公司，该公司会后悔他们的卑劣罪行的。不久我还要把炸弹放在剧院的座位上。
谨此通告。
F．P
此后数年，F．P不断用这种方式投寄信件和放置炸弹。而且，他的炸弹也越造越熟练，头8颗只炸了两颗，1951年至1952年间却有4颗以上爆炸，1953年又爆炸了4颗，1954年炸伤了4人——2人生命垂危。到1955年，F．P的速度加快，其行为发展到狂热程度，先后放置了52颗炸弹，并炸响30颗。报纸广泛报道他的“成就”，公众恐慌不安，称F．P为“炸弹狂”式恐怖分子。而他还担心别人不领会他的意图，投寄给报社的匿名信，措辞日益强烈。不幸的是，有一个人在他的土炸弹下丧生。F．P的恐吓信日益刻薄，信写得更长了。
1956年12月2日，一枚威力巨大的炸弹在布鲁克林区的派拉蒙剧院爆炸，造成6人受伤，其中3人重伤。
案件一直没有破获。如果不是某个警察官员做了一件反常的事情，也许这类事情还会一直延续下去。
三、霍华德·芬内的请教和布鲁塞尔博士的16个推断
F．P案件已经不是秘密了，它成了公开的新闻。“炸弹疯子”威胁着公共安全，人们不可能只把它当做茶余饭后的谈资。F．P是一个恐怖的幽灵，游荡在纽约城的上空。公众强烈要求警方制止罪犯的危险活动——既然它存在于世，就应该暴露他的面目。纽约警察局为了挖出F．P，展开了大规模的行动。但是并没有什么真正的收获。在这种情况下，纽约警察局的霍华德·芬内警官其实意识到了可能解决问题的方法。芬内是纽约警察局的侦探长，兼纽约刑事实验室主任，他有精神病法医学学士头衔，由于自己的出身，他想到了心理学家詹姆斯·布鲁塞尔博士。但是要一个警察去求教一个外人，并且就芬内来说，意味着要破除他的精神病学的藩篱，去认可布鲁塞尔代表的精神分析学，这是反常的，当然也是难能可贵的。
芬内决定去请教研究刑事犯罪心理学的分析家布鲁塞尔博士。他带了两名警探，带去了F．P一案的全部卷宗：一些炸弹爆炸留下的残片，F．P的几封信，几张F．P炸弹的照片——这些就是他们认为对布鲁塞尔有用的东西。那时，一般警探们和大众一样不知道“心理分析”究竟为何物。
在布鲁塞尔家里，布鲁塞尔博士为芬内提供了一份极为详尽的评估。这花去了他4小时。布鲁塞尔对“心理分析”这门新兴的剖解方法十分关注，他虽然自恃很高，但也十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