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当场辨认产生较少错误辨认的结论，已经受到了挑战。丹尼尔·亚梅（A．D．Yarmey，1996）等人的一项研究得出了相反的结论。他们发现，在超过24小时拘留期限之后，6人列队辨认优于当场辨认程序。在一个6人列队辨认中，几乎不可能把无辜者辨认为犯罪嫌疑人。这一研究在几个细节上与冈萨雷斯和他的同事们的研究不同。亚梅等人的研究只是个别地检验了证人，使用了成功的列队辨认程序。而在冈萨雷斯等人的实验室实验中，作为刺激材料的，是隔着玻璃表演的犯罪过程和录像放映的犯罪过程。
大多数专门研究证人记忆的心理学家仍然怀疑，当场辨认的便利性是否能够克服其潜在错误。丹尼尔·亚梅和他的同事们根据自己的研究，提出了这样的建议：除非在关键场合，不要轻易使用当场辨认。此外，还需要更多的研究去证实，是否就像冈萨雷斯和他的同事们已经声明的那样，当场辨认没有像它的批评者认为的那么多的暗示性。
四、列队辨认常见的错误
经常就证人辨认问题作证的心理学家埃利森（K．w．Ellison）和巴克霍特（R．Buckhout）在1981年报告说，他们曾经遇到的最有偏向的列队辨认，是“在一起谋杀案调查过程中进行的列队辨认，这是在逮捕了一个黑人犯罪嫌疑人之后进行的。辨认队列由5名白人和1名黑人组成。提供的理由是，警察想通过列队辨认中的人代表本镇的人口，在本镇的人口中黑人是少数！另一个‘正当理由’是，在这栋楼里再没有其他的人了”。
林赛（Lindsay 1994）认为，可以肯定，不管证人是进行列队辨认还是浏览照片辨认，如果警察采用了不正当的程序，都会对证人的回忆产生相同的影响。史蒂夫·泰特斯案件说明，这样的程序会产生多么有害的影响。我们可以概括出以下几种常见的错误：
1．暗示犯罪人肯定是陪衬者中的一个。
2．迫使证人做选择（即制造一种需要特征）。
3．特别向证人询问有关那名犯罪嫌疑人的问题，而对陪衬者并不提同样的问题。韦尔斯等人把这种现象称之为“确认偏向”（confmnation bias）。
4．鼓励一种松散的再认阈限（recognition threshold）。（再认阈限是指能引起某人再认某种事物的最低刺激强度或者时间。——引者注）
5．透露警察的预感，让证人明显感觉到哪一个人是犯罪嫌疑人。
6．在证人选择后，告诉证人说，证人的选择是“正确”的选择。这会增加证人在以后作证时，认为自己是准确的信心。路厄斯（C．E．A．Luus，1994）等人已经证明，通过告诉他们另一个证人也辨认了同一个人，可以操纵证人报告的自信度。
证人非常容易受警察诱导的事实，在韦尔斯（wells，1998）等人的一项研究中得到了很好地证实。他们向一群大学生被试播放了一个目标商店的监视器录下的微型录像带，录像带显示一个人进入了商店。大学生被告知要注意这个人，因为随后将会提问有关他的问题。在看完了录像带后，大学生被告知这样一些信息：这个人从事过抢劫，变坏了，一个商店的保安已经被杀了。然后向每个人显示一组5张的照片，这组照片里并没有录像带里看到的那个人的照片。但是，每个人都从这组照片中选择了一个认为是录像带里的人。根据这样的回答，告诉一些被试，“很好，你辨认了真正的犯罪嫌疑人”（称作“确认性反馈”）；告诉另一些被试，“事实上，犯罪嫌疑人是第几号”（“否定性反馈”）；对其余的被试没有给予反馈。此后立即对被试进行一系列的提问，其中一些提问是评估反馈产生的影响。那些受到积极反馈的被试在选择过程中的自信心，远远大于那些受到否定性反馈的人。否定性反馈对被试的自信心有一定的不利影响。平均自信评定为：受到确认性反馈者是5．4；没有得到反馈的是4．0；受到否定性反馈的是3．5。此外，那些得到正反馈的人感到，他们对犯罪人进行了很好的观察，认为自己对录像带的观察很仔细，进行辨认有相对宽松的时间，更愿意就自己的辨认作证。很显然，纵观不同的现象，权威部门的不同性质的反馈，会歪曲证人的报告。
韦尔斯（1993）进行的心理学研究得出一个明显的结论，列队辨认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一种“相关判断过程”（relative judgennent）的影响。这就是说，证人选择的那个最相似的人，就存在于证人的记忆中，就是犯罪的实施者。如果真正的犯罪人出现在队列里，那么，这种辨认程序是有效的。但是，如果队列里边只有陪衬者，那么与犯罪人相似的某个无辜者可能被挑出来。
例如，在马尔帕斯（R．S．Marpas，1981）等人进行的一项研究中，他们模拟了一个犯罪过程，然后让证人从队列中挑出犯罪人。在真正的犯罪人不在队列里，同时也没有向证人就这一事实提出警告的情况下，78％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