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天，我偶尔看到中文国际频道播出的关于今年硕士研究生的考试人数突破十六万的新闻，再有两天就是众多考生上考场的时间了。算了一下，时间过得真快，在异国他乡，总有一种云深不知处的感觉，来到这里，我一方面教课，另一方面也在努力学习这个国家的语言，适应这里的生活。
首尔的冬天要比上海冷一点，不过因为每天锻炼的缘故，总是保持着温暖的体温。前两天下了场雪，今天的气温一下跌到了零下六度。我的感冒刚刚好，却又要赶着赶往机场。到处都是化雪的迹象，东一片西一片的不怎么好看。早上，马林起了个大早在外面铲雪，满头大汗回来的时候刚刚早上七点，然后一个人在厨房做红菜头汤，我提着大皮箱从楼上下来的时候，满屋子飘着香气。
往餐桌上一趴，就听见有几个孩子在外面打雪仗的声音。
“圣彼得堡现在什么天气？”
“下雪了，不用看也知道啊，圣诞节的时候打电话回家，家里人说一月初就要有场大雪。”马林把一碗汤盛到了我的碗里，自从圣诞节那天开始，信仰东正教的马林就开始经常做这个汤给我们喝，虽然有点腻了，但是耿直勤劳的他让人盛情难却。马林是一旦干起什么事情来就撒不住闸的人，直到某件事情做腻了，才会停下来的人。
我把最后一口汤喝完，咂咂嘴，以示好喝。这在韩国是一种礼仪，表示主人的烹饪味道非常好。马林困惑地看了看我，他不习惯这一套。
“你要回上海么？”
“是的，还有三个多小时，一会儿就要启程了。”
“一个人去？”
“是，我朋友要参加研究生考试。我回去给他助阵。还要看望一下父母。”
“你朋友是个女孩子吧？”
“不，是个男孩子。”
“男的？男的参加考试怎么还需要加油助阵？我表弟参加研究生考试可是在莫斯科，他就只身一人去考试了，我们谁也没操心。”
我的俄语，就像是断了腿还走在竞走赛场的老太太，难听得要命，一旦马林加快了语速，我就无力反驳了。
我耸耸肩，马林转过身，继续做着俄罗斯面包。他好像嘀咕着什么，不过我没听清。
两天后，我开着车把正浩和梁弦舟送到考场。在车上，方正浩一直紧张地背诵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几个知识。
“哎呀，真是苦恼，高中的知识几乎忘光了，当年我叱咤风云的时候，谁与争锋啊，这年龄大了，机型就是不如从前了。”方正浩一边背着一边感叹。
相反，在一旁的梁弦舟却一副自信满满的样子，她只是随便翻了翻时事政治的那本小册子，然后就把头靠在了靠背上，闭上双眼。
第一场政治，由于要监考，看着他们两个走进考场，我也把监考老师的证挂在胸前，匆匆赶往教室。
望着满考场的学生，我突然想起了自己第一次走进硕士研究生的考场时的样子。当时我是在北方的一所大学考的，因为那里离家里近，北方都有暖气，可我不太确定学校的供暖设备是否可用，于是在网上买了许多的暖身贴，估计当时除了脸上和脖子，其他地方全部贴上了“暖宝宝”，结果到了考场，暖气开的像进了桑拿房一样，我几乎汗流浃背地完成了政治考试，考完之后一对答案，发现自己的单选题错了一大半，幸好多选题知错了两个，大题几乎全部押中。我还记得我的政治考了75分，这个分数已经有一定的竞争力了。
有个男生就坐在中间第四排的位置，如果我有杨戬的第三只眼，我真的已经看出他神色慌张的样子。我已经注意他好久了。那种神情看着像是要作弊，又不太准确，可他一会儿青一会儿白的脸色好像不太正常。
我当时参加考试的时候见到过这样的人，那是个女孩子，考试的时候过于紧张，最后把答题卡都给弄破了，最终那场考试没有考好。于是我清了清嗓子：“同学们不要紧张，研究生考试不是决定人生的一件大事，怀着平常心去迎战就可以了。”
果然，他抬头看了看我，又过了两分钟，那个男生红着脸举了举手。我走过去。
“老师，我憋不住了，我想上厕所。”
我看了看讲台上的另一名和我一同监考的女老师，她狐疑地看着我。
“你跟我来吧。”我对那名男同学说，经过讲台的时候，我交代了几句，一出门就看到监考主任和巡考从教室门前走过，我对监考主任说明了缘由之后，监考主任很严肃地陪着我和那名男同学走向洗手间，巡考老师替我进了教室。
可没到半路就听见那名男同学大喊了一声——啊！
“怎么了？”我赶快问那名男同学。
“我尿进——”他面露羞愤的表情告诉了我们答案。
后来，那名男生没有再回考场，我只知道监考主任带着他去了别处。直到考试结束铃声响起，我整理完试卷，监考主任才把那个男生的试卷交到我的手里。
“我把那个孩子带到了我办公室作答，顺便让